《鄉村筆記》的散文系列
（一）那棵傷痕累累的樹
一塊地坪，下沉兩米，是一道狹窄的土坡。路在中間。地坪邊，一塊石頭站成了牆。一棵樹從石頭後面探出身子，樹幹外伸，枝椏如蓋，覆在路的上空。
那是棵油桐。早春白花密匝匝地開，白色的喇叭花瓣，暗紅的花蕊，花向天空敞開，樹就離天空很近。晚秋就一樹果實，累累的壓低枝幹，樹就地更近。這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特殊的是樹幹上層層疊疊的傷痕。
最初的傷痕離地很近。一道深深的傷口，癒合後，兩側樹皮外翻，形成了粗大的傷疤。多年前的下午，太陽很好，四周很安靜。喊聲乍起，一個人拼命地奔逃，一個人拼命地追，一把刀迸濺着尖利的光芒。逃跑的人扶了那棵樹往下跳，追趕的人一刀砍去，樹幹上就有了那道最初的傷疤。結果，逃的人還是逃脫了。逃的人是我一位本家長輩，他口述的情景遠比我的描述驚心動魄。後來的傷痕大致與我的父輩和我們有關。當然也極其平淡，不過是放牛割草之餘，無聊的或者憤怒地砍上幾刀。無聊是因爲日日重複的鄉村生活，憤怒大多與飢餓寒冷有關。所以傷口很淺，很少穿透樹皮。不過，積累下來，歪斜的樹幹上就滿是傷痕了。
那年初秋，我回家看望病中的父親。恰是一場雨後，我發現那棵樹的根部竟然長出了大朵大朵的蘑菇。看着我抱了滿滿的一懷蘑菇，父親說：“你在坎子那邊我就看見你了，我說你咋走了這麼久呢，原來撿了一抱菌子。”炒蘑菇時，我堅持鮮炒，父親堅持煮過再炒，父親是醫生，確信無論哪種蘑菇都有毒，即使可以食用的，也要煮過才安全。爭執了幾句，父親瞪着眼睛憤怒地說：“你不煮我就給你倒了餵豬！”於是我妥協了。我做的菜，父親總是吃得很香。一年後，我回家。又是雨後，我又在樹根旁採了蘑菇，還是把煮了再炒。那時，父親已經去世半年。
後來，那棵樹也開始枯萎，拒絕開花結果，蘑菇則越長越多。我撫摩粗糙的傷疤，希望感受到隱藏在傷疤裏的代謝信息。而那些親手砍出的傷疤，壓迫着我的手心，卻讓當年的情景歷歷在目。
後來，枯死的樹被弟弟連根帶回家，做了冬天的柴禾。一些小樹苗已經在石頭周圍瘋長，侄兒用柴刀小心地幫小樹剔去多餘的枝椏。
（二）通車記
那年我四歲。一條鄉村道通到了村口。那時不叫村，叫大隊。大隊部就在村口，那裏還有一所小學。通車慶典就在小學的土壩子裏舉行。
車來了。車來了。車來了……
人們大聲喊。我聽見了機器的轟鳴聲，幾乎和生產隊唯一的打米用的柴油機的響聲一模一樣。四個輪子的車，前面兩個輪子上裝了和生產隊的柴油機相差無幾的機器，後面兩個大輪子上放的四四方方的大筐子，則極像打稻用的“拌桶”。中間連着鐵架子，一個人坐在架子上把連着前輪的扶手左扳右扳，車就搖搖晃晃地向前開來。
後面，幾個人推着兩個輪子的車慢慢走，步伐整齊，像民兵訓練。輪子很窄，一前一後，像兩個大桶箍。不過，扶手和輪子內框，都鋥亮鋥亮地閃着白光。旁邊的人說，是“洋馬兒”來了。
我對那四個輪子的車沒有表示出應有的興趣，總覺得把機器扳來扳去，是件危險的事情。因爲就在半個月前，生產隊打米機的傳動帶把劉家三姑娘的衣服捲了進去，幸好衣服破爛，一撕就掉了，否則不出人命纔怪。後來的事情證明，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那個住在我家附近我應該叫叔叔的人，把拖拉機開下了坎子，搭車一位村小老師被倒扣在車斗裏，幸好車毀了人卻傷得不重。
而對兩個輪子的車卻很感興趣。車小，可以推着走，讓人感覺很親切很容易接近。車身上白的地方亮晃晃的，黑的地方也亮亮晃晃的，顯得很乾淨，一看就讓人喜歡。後來的事情也證實我的喜歡是很聰明的。同村的一位長輩在鄉上任黨委書記，總在那條長約五公里的鄉村公路上行走。上班時候，騎了車遠遠走來，我們就在路邊等他經過。近了，就齊聲喊他“表爺”，他點着頭微笑，嘴裏說“好、好”，車就過了，遠了。那風度，簡直就是馬上的將軍。再後來，我在離家五十公里外的鎮中學讀書，每月回家一次，四個或者輪子的車沒有，米和鹹菜，還有我自己，全靠親戚用自行車送。
回過頭來再說通車。車過了，公路上除了新鮮的泥土味、青草味，多了些淡淡的柴油味、菸草味和汗酸味。走了一段，我終於覺得這路和山路相比就只是寬了些，沒有特殊的地方。於是興味索然，蜷縮到祖父懷裏慢慢啃一塊麪餅。
至於我沿着這條路，遠離了鄉村也遠離了家鄉，然後又沿着這條路回去卻完全成爲局外人，那是四歲的我所無法想象的。
（三）捕魚記
沿着小河一起往家走，我們總覺得明天該做點什麼。王偉說，去鬧（家鄉俗語，這裏是下毒或有毒的意思）魚。我說，要得，下午去挖苦葛（一種植物，塊根，對魚有毒，對人體卻可以清熱解毒）。
王偉家在山腰，我在山腳，上山一小時，下山十分鐘。我們在村小讀書，同班同桌。因爲輩分和我祖父相當，他總以長輩自居，處處照顧我。我那時好象還不太懂得領情，總是叫他的小名“平娃”，他也好象比較能接受。
當晚他住在我家，第二天一早，背了砸碎的苦葛就下了河。小河寬不過兩三丈，水流狹窄卻平緩，把小潭穿成串，水最深處也不過三四尺。陽光清澈，河水透亮，風不吹，蟬不驚。四、五寸大小魚在小潭裏或快或慢地遊，樹葉一般的影子就或快或慢地飄。我們再走近，魚就四處躲閃，很快消失在石縫裏，只留下一潭碎汪汪的亮光。
於是就把苦葛放在小潭上游淘洗，在淡淡的苦澀味裏，苦葛汁液慢慢把小潭水變成了乳白色。乳白裝滿一潭的時候，魚開始浮出水面。我們就脫了衣服，拿了網兜下水撈。魚並不溫馴，我們稍不小心，就會驚得它們再次潛入石縫。但我們都是老手了，魚很難逃脫。等到潭水再次清澈，水底還會有一些暈過去的魚，我們也撈起來。至此，整個活動就結束了。對於仍在遊動的魚，那是已經“淘清”（解毒）的，我們決不妄想去抓住它們。檢視魚簍，大半簍子，三四斤是有的。於是在上游清水裏遊幾圈，魚一樣潛幾次水，就穿了衣服回家。魚分成兩份，一份多一點，中午在我家煮了吃，一份少一點，王偉帶回家去。王偉的父親身體很差，黑瘦，走幾步路就要停下來咳嗽。
午飯後，王偉回家。我目送他走。一臉笑，衣衫飄飄，徑直走進蟬聲慵懶的樹蔭裏去。
暑假結束，我去了鄉中學讀書，王偉輟了學（或許沒有，但絕沒有再和我同學）。我們沒有再見過面。又到了暑假，一天夜裏，山上卻響起了密集的鞭炮聲。晚歸的父親說：平娃死了。他用炸藥x管炸魚，結果把自己炸得血肉模糊。當夜，他被送出三四里地，埋在一個叫“墳坪裏”亂葬岡。那年我十三歲，他大約也就十三歲吧。
後來，經過“墳坪裏”，我試圖找到他的墳。可是藤蘿纏裹，荒墳累累，已無跡可尋。
（四）庚子神水
鼠年是個坎。祖父說。
19xx年，丙子年。那年該下雨的時候幾乎都沒有下過雨。拖兒帶女逃難的人成羣結隊，溝渠、路口屍體隨處可見。縣城及附近餓死的人可能成百上千，無人收屍，只好在縣城西郊的一帶路邊挖個大坑，掩埋無人認領的無主屍體。當然，祖父說的是他十歲那年的事，而相關資料記載的比他講述的更加詳細。自那以後,“鼠年不豐”,幾成定律。
1960年又是鼠年。這一年，祖父就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你大祖祖全身黃腫，一按一個坑，好久鼓不起來。”“你爸爸身上都腫了，好在我給鐵廠當背老二（即肩挑背磨運東西的農民工），能掙點米飯，要不早餓死了。”他描述當時的情景，臉上一片迷茫。我家老屋後山腰，有個叫“幹樁”的路口，過去常常“鬧鬼”。“明明坐了兩個人，在吃煙說話，一走近，就不見了。”祖父說。“我認得當中一個人，是三爺。”爺爺說的“三爺”，就是一個黃昏，在那個路口死去的。“幺娘還看見他在下面地裏摘青胡豆吃。可能是上來的時候，看到有人坐在那裏歇氣，也坐下來歇氣。和別個說話的時候，才發覺那人已經死了。一驚一嚇，也就沒了力氣，就死了。第二天，我們就把他們埋在他的菜地裏。三爺還有個墳，那個人我們不認識，就深埋了，墳都沒有砌。”後來，祖父在“幹樁”遇了他們的鬼魂，全身無力，冷汗不斷，半個月才恢復過來。當然，不只祖父遇到過，還有很多人遇到過。言之鑿鑿，不由人不信。
後來，一則資料這樣寫到：“四川死的人，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萬，應該再加二百五十萬”……“ 19xx年、19xx年，他（李井泉，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後來晉升爲西南局第一書記）爲了討好高層，在四川已經餓殍遍野的情況下，還慷慨向外省大批調運糧食。”（《隨筆》2010年第一期王思睿文《瞭解真相的難與易》）。我無法評論當時的種種是非，只是簡單地把另一個數字拿過來算了個帳。當時全省總人口7000萬左右，非正常死亡就達1200萬左右，這大約意味着，每兩個家庭，就可能有一個在籍人口餓死。那麼，還有那麼多沒有戶口的人呢？確切的數字根本無法統計。天災固然可怕，而書記的“慷慨”及其它類似的行爲也許更可怕。好在人們對天災的恐懼超過了一切，而順從的本能、歌頌的習慣和生存的壓力也讓人們對書記的“慷慨”之類從未置疑。
轉眼到了八十年代初，庚子年即將到來。年景不錯，糧食已經夠吃。祖母總是念叨着“要節約，要節約，鼠年要來了”，每頓飯總要放一把米回米櫃，總要多放紅薯之類的雜糧少放米，冬天堅決只吃兩頓飯。在這樣的背景下，春天剛過，就傳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喝神水，可以保佑人們度過災年。祖母準備立刻動身到傳說有“神水”的地方去“請水”。曾祖父、曾祖母和我母親站在祖母一邊，堅信“神水”的力量。父親學中醫已有小成，自然不相信“神水”之說。祖父好像也不相信，但他表現的態度卻是寧可信其有。不過由於父親的強烈反對，祖母終於沒有成行。
後來，關於“神水”的傳說越來越盛行。有人說，“親眼”看見一個斷氣多時的人被灌了一壺神水，半天后就醒過來，第二天就下地勞動了。有人說，有個人走了三天三夜沒找到“神水”，就在路邊睡着了，迷糊中，一個陌生人拉着他的手走，他醒來，已經到了“神水”池。更有人風傳，一個人提了“神水”回家，他家的大兒子堅決反對喝那水，甚至倒在豬槽裏，第二天大兒子就暴斃在豬圈裏。趕集的路上，熟人相遇，問候語自然成了“請神水了沒有”，“請”了的意氣風發，回答得乾脆利落，仿^***所有災難都已遠離；沒有“請”的，就強作歡顏，說“就要去了”，但還是有低人一等的感覺。
凡此種種，都在敲打着祖母的心靈。秋收完畢，冬種還沒有開始，路上請“神水”的人絡繹不絕。祖母再也無法忍受。恰在這時，父親到縣城考鄉村醫生資格證。祖母和母親終於得以成行。三天後，她們各提了兩瓶水歸來。據她們說，“神水”在很遠的地方，走了一天路才找到。那是半山腰，路又窄又陡，每次只能上去一個人。她們等了一天才等到水。回來又走了一天。乾糧沒有了，就在路邊地裏刨沒收完的紅薯吃。總之，歷盡千辛萬苦，總算平安歸來。
水極渾濁，散發着刺鼻的石灰味，讓人直接喝，好像不太可能。於是就兌了水，每人喝一小口。煮飯的時候，放一點在鍋裏。父親回來，看見用紅布（實際上是我的紅領巾）裹着供在竈臺上的神水，不由得大發脾氣。好在有很多傳說墊底，而且已經成了事實，父親終於沒有把神水扔掉。
冬天在祖母和母親對“請神水”的傳奇經歷的講述中很快過去，庚子春天來了。開始，這個令人恐慌的年份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該下種時就下種，該除草時便除草。可是小滿快過了，竟然還沒有雨。以前，早就陰雨連綿，插秧都快結束了。人們開始埋怨“神水”也不靈，災荒無可避免。可是很快，人們說還要請一次“神水”，地點就在觀音巖。這次父親沒有反對，因爲從我家出發，往返只需要兩三個小時。這次的“神水”也不錯，和平常喝的泉水味道完全一樣。於是觀音巖盛況空前，人頭攢動，鞭炮成天響，紙屑鋪了厚厚的一地。
不過盛況沒有維持幾天。小滿剛過，雨就來了。那年的雨特別慷慨，“滿栽滿插，牛蹄子窩窩裏都載了秧。”很多年後，祖父回憶說。觀音巖緊靠一條小河，山洪爆發，把請“神水”的痕跡沖洗得乾乾淨淨。當然，人們對“神水”也沒了興趣，幾乎沒有人把沒有受大災歸功於“神水”。意外的收穫是，人們發現，在天旱已久的時節，觀音岩石縫有水滲出時，很快就會下雨，於是多了個“天氣預報”。
我家的“神水”最後是被祖母扔掉的呢，還是被父親扔掉的，祖父說記不太清楚，母親說不知道。曾祖母去世的時候，還沒去請“神水”；曾祖父在辛丑年去世，“神水” 還沒處理。而在我想追憶這件事情的時候，祖母和父親都因病長眠，無法問他們。那天在他們墳前，我突然想，如果能夠回答我，同樣固執的他們會不會都說是自己倒掉的呢。
（五）最後的獵手
和打魚相比，打獵很辛苦並且極易一無所獲，“打魚打不到燒碗湯，打獵打不到溜溜光”。但身體強壯的男人，往往更願意打獵。主要原因在於，打獵或許可以成就致富的夢想。
一位老獵人，學了梅山之術，能請動山神幫助，打獵很少空手而歸。據說幾年下來，他就提了滿滿一袋麝香，換回了一袋銀圓，把草房推倒修起了大瓦房，還送孩子上了學。這位老獵人晚年成了父親的師父，我常常見到他。戴着帽子，穿着長衫，滿面皺紋，鬍子花白。腰肩繫着布繩，身上揹着黑色的大包。其實，我不覺得他有什麼神奇的地方，於我而言，僅僅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輩。
可是等到親見“梅山”的種種禮儀，我不得不對他心懷崇敬，甚至有些害怕。就說“走九州”吧。春天，進山打獵之前，要先在家請來各方神靈，然後一個一個地溝通，直到安頓好所有神靈。這個過程，稱之爲“走九州”。九州，即揚州、荊州、豫州、青州、兗州、雍州、幽州、冀州、幷州，一般泛指中國。請了九州的神，走遍全國，都有神的保護。但請神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先念祝詞，再念咒語，再念祝詞，請完祝畢，還要用卦檢驗效果。卦由半塊竹根或牛角做成，小孩半個手掌大小，前尖後粗，牛角狀彎曲。祝詞唸完，兩卦先合攏，再錯開，往地上一仍，根據剖面方向判斷卦象。一上一下稱爲勝卦（或者順卦），全上爲陽卦，全下爲陰卦。如果要什麼卦象就有什麼卦象，神就認可了你的行爲，接受了你的香火祭品，一年就通行無礙了。但是，卦象總是隨機的，不可能想要什麼有什麼。卦象不對，那個神就要重新請。所以， “走九州”往往要大半天時間，中間不能停頓。七八十歲的老人，一邊唸咒語，一邊四方跪拜，還要翻跟頭，一折騰就大半天，如果沒有信仰作支撐，是無法完成的。
進山打獵的時候，還要在山前請“梅山”，“梅山胡李趙三大王”是獵神，帶着“噓風童子、喚狗二郎”掌控了獵場。請“梅山”也叫“開山”。因爲祝詞唸了，卦象也到位了，還不夠，還有個叫“開山”的儀式。“開山”的一種是開“紅山”，也叫“武山”，就是用剝皮的利刃在自己額頭上砍出口子。如果一砍就鮮血淋漓，就表明一年紅運當頭，“開山”也就完成。怪異的是，很多時候，砍了好幾刀，傷口白森森的，肉往外翻，血卻不出來。這樣就只有再砍，直到有血滲出爲止。另一種稱爲開“文山”，不砍額頭，殺雞祭奠或者只念祝詞即可，但這種據說效果不好，所以還是以前一種爲主。老獵手的額頭上，有一道深深的凹痕，就是年年“開山”砍出的。
除了這些儀式之外，新工具的第一次使用前，也要先祭祀山神獵神。比如一個背獵物的麻繩網兜，一捆鋼絲套等等。不過到父親打獵的時候，空手而歸的時候越來越多。老人說，這歸咎於父親的半信半疑。“你都不相信他們的功夫，他們咋個幫你呢。”我得承認，這是老人說過的一句很有哲學味道的話。老人還說過一句極有哲理的話。那是他的一個不太長進的徒弟，老覺沒有得到師父真傳，乞求師父給點“硬的”。老人說：“硬的？河裏的石頭就硬！！”
老人不僅懂梅山之術，還懂一些巫祝之術。有人“撞鬼”、“中邪”生病，就找他念咒治療。因爲要畫大大小小的桃符，並且要用圓形的簸箕端了符紙走來走去，也稱爲“送花盤”。儀式可繁可簡，視病情而定。有治好的，但大多數不會因爲“送花盤”而痊癒。可以肯定的是，老人從未收過別人一分錢。在缺醫少藥的鄉村，在大多數人都因無錢治療而“小病拖好或拖大、大病拖死”的現實情況下，老人的種種巫祝儀式，至少給了鄉親們以心理上的安慰。而我也體會到，鄉親們很多時候其實並不是種種“喉舌”說的那樣迷信，也不是以“知識階層”自命的那些人說的那樣愚昧，的是貧困中的無奈。
徒弟學成之後，有個儀式叫“出師”，也叫“出山”。“出師”的關鍵在於，師父要對徒弟念一些聽不明白的咒語，念過之後，徒弟才真正有了“硬功夫”，纔可以獨自開門立戶。但沒等到父親“出師”，老人就溘然長逝。獵手應該代代相傳。老人死後，還有幾個獵手，但都不懂梅山之術。按老人的說法，那不算獵手，頂多算個“攆山的”（圍獵時和獵狗一起追趕獵物的人）。父親也算不得獵手，因爲他早年抓黃麂、打山羊和刺蝟等等的時候，還沒學梅山之術；後來學了，反而一年頂多在獵狗的幫助下捉幾隻拱莊稼的獾豬。
父親留下了幾大本手抄的梅山祕籍，而這些文字，全部來自老人的記憶。在老家最後的獵人相繼去世的時候，留下這些文字，或許會讓人想起他們，想起鄉村的某個時代。
（六）最後的地主
他家沒有幾畝地，不過，他是村裏主事的。村裏的事，大到修祠建堂、修橋補路、買賣田地或者和鄰近村交往，小到男婚女嫁、糾紛調停，都要和他商量。就是甲長保長，也不敢惹惱他。
他的威望來源於耿直和粗暴。如果一個人比較耿直，甚至有公平的地方，那麼他的粗暴是可以原諒的。如果一個人比較粗暴，對自己認定的事情態度堅決，那麼他的耿直是可以實現自我維護的。
我沒有見過他，他的種種行狀，來自於祖父平淡的講述。
“趕匪”是他的壯舉之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兵、匪交相爲患。先是兵。川軍將領在山寨喝酒閒聊，一時興起，便比試槍法。幾人以山下農田勞作的農民爲靶，爭相射擊。一人槍法精準，頃刻三農民慘死田間。後來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有比賽殺人的獸行，國人爲之泣血痛恨，殊不知在中國由匪而兵的軍隊中，此等行爲早已有之。而勞作的農民，當是這些軍隊的衣食父母，以父母爲靶，其行更令人髮指。匪則隱駐山林，白天分散而出，和當地羣衆沒什麼兩樣。有的甚至就是當地人。晚上則聚衆行事，直奔白日踩好的“窩子”，燒殺搶奸，無所不爲。
有合法外衣的兵老百姓惹不起，不合法的匪卻可以大張旗鼓地趕。他聚集了村裏六七十個年輕人，守在路口，要和土匪決一死戰。他們的武器是殺豬刀和鋤頭，就他一個人有一支從軍隊買來的槍。那唯一的槍他也不會用，僅僅用來壯膽。匪來了，一場混戰，他的隊伍幾乎喪失了戰鬥力。他看見土匪頭子得意的笑臉。他扔下槍，抓起一把刀，不顧一切向土匪頭子衝去。土匪的馬刀紛紛向他身上砍，可他就像失去知覺似的繼續前衝。近了，手起刀落，土匪頭子人頭落地，還是一臉駭異的笑容。樹倒猢猻散，土匪就散了。他追了幾步，就要倒下。於是扶了樹幹，僵硬地站着不倒，還大聲叫罵。罵了幾句，就一頭栽倒。擡回家，草藥先生一數傷口，大的七八十處，小的不計其數。只好用藥全身裹了，放在牀上慢慢養。活不活，全憑天意了。先生說。讓人意外的是，他竟然活了下來。半年後，他可以下地活動了，又過了幾個月，他幾乎恢復了常態。只是全身上下疤痕累累，面目猙獰，讓人不敢直視。
解決鄉鄰的糾紛，他的方法也極有特色。搭張桌子，幾碗茶一放，先“吃講茶”，糾紛雙方各說各的理。說完了，請來的長輩開始議論誰是誰非，得出初步結論。他聽完，一錘定音，雙方決不能反悔。而這“一錘定音”的儀式極具個人特色。抓一隻公雞，一刀砍去雞頭，接半碗血，當事雙方一人一口，剩下的，他一口喝乾。儀式結束，無頭的雞還在滿地撲騰，血濺一地。撲騰越久，表明這事定得越好。如果雞一聲不吭就死了，那就要重新議過。再要殺雞，就由那幾個議的人出。我沒有親見過這樣的儀式，只是後來在鄉政府那一堆土改時的卷宗裏看到過類似的記載，當然，那已經被描述爲“橫行鄉里”的證據。
祖父用了很長時間講給我聽的，是他的結局。
土改時，他的地被分了。上面的政策說，要團結鄉紳，他自認爲應該不會有事。可是後來事情陡轉，說要鎮壓惡霸地主。關於他是惡霸地主的傳言越來越多，罪狀也日漸明確。例如，“爲保護他的私人田產，強迫村裏的年輕人爲他打土匪，造成大量死傷”等。特別是一些對他當年的調解糾紛心懷不滿的人，多次找工作組告狀，“包攬獄訟，手段血腥”的罪名很快就板上釘釘了。
他覺得自己已經非死不可了。於是在工作組找他的時候，跑到附近的懸崖邊跳崖自殺。縱身一跳，以爲死定了。誰知天不作美，一棵樹救了他。工作組到了，用繩子吊起他。於是他又多了一條“自絕於人民”的罪狀。
不認罪成了他速死的重要原因。“對敵人仁慈就是對人民殘忍”，工作組對不認罪的惡霸地主是不會客氣的。“說是要鎮壓了，把惡霸地主拖出來。他是最後一個拖出來的，倒拖着，好象已經死了，腦殼在樓梯上碰得噔噔噔地響。還是打了一槍，腦殼爆了，不曉得流血沒有。”祖父說。
他的墳墓在村小學背後。那是個“一師一校”的小校點，我的一二年級就在那裏讀。那時他的墳還是個小墳包，墳頭的石頭和墳邊的石板被掀掉了。幾年前，和他在縣城工作的孫子一起回老家，我見到了他已被修復一新的墳墓。墳堆高大，墓碑簇新，紅油漆描摹過的碑文閃爍着血紅的光芒。
（七）樂園
地主的墳邊，有一個幾十平方米的小地坪。平整過，用磚砌個乒乓臺子，就成了操場。操場下面，是我們的學校。
一間糧食倉庫，開了窗子，前面放塊黑板，黑板前放了條桌板凳，就成了教室。那是這個學校唯一的教室，教室隔壁是通往農家院子的過道，過道上面一間閣樓，作了唯一的教師宿舍。過道的門常常緊閉，把我們同雞犬之聲相聞的農家小院隔離開來。整個學校就一間教室、一名教師、兩個班級、二十多名學生。學生全部來源於附近兩個生產隊（後來稱村民小組）。孩子年齡小，身體幾乎無一例外的瘦弱，走十幾裏山路到村小學比較吃力，鄉上就在山腰設了這個校點。
那當然是我們的樂園。農家孩子對於讀書從來是神往的。一切都從讀書中來，一切都因讀書而改變，這樣的教育從小就開始了。就連從未讀過書的祖父，都能把“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那樣拗口的格言流利地說出來。農村嚴酷的生活環境，讓每個父母都想通過送孩子讀書改變生存狀態。揹負了這樣的願望，我們對讀書充滿了驕傲和敬畏。可是孩子的天性自不可磨滅，漸漸的，我們感到上學的快樂，主要還是在於課後的玩耍。
小操場上，打乒乓只是幾個家境好一點的孩子的`事。大多數人就幹些踢毽子、扔沙包的事情。或者三三兩兩跑來跑去，自得其樂。那時男孩子玩的毽子和女孩子的毽子不同。青黴素藥瓶的橡膠瓶蓋作底託，用細竹籤穿過瓶蓋，在竹籤上用細線綁上公雞毛，就做成了男孩子的毽子。那樣的毽子不是用來踢的，是用木板打的，誰打得遠，誰就贏，所以底託的彈性很重要。瓶蓋不夠大，彈性不足，放在煤油裏浸泡兩天，就大了，彈性就足了。那樣的瓶蓋不好找，要靠平時積累。父親是醫生，所以我的瓶蓋積累得多。有時在外面給人打針，父親也要把藥瓶給我帶回來，說給我做毽子。女孩子的毽子用銅錢做底託，對雞毛的長度、鮮豔程度要求很高，所以做的成本很高。我的同學裏有一位本家姑姑，比我大一歲，長得很秀氣，毽子踢得穿花蝴蝶般的，還常常給我帶好吃的，我就常常抓了家裏的公雞，把最漂亮的翎子拔下來送她。（前幾天得知她一家從深圳回了老家，我問她踢毽子的事，可惜她已經沒有印象了。）
教室隔壁，有間大約十幾平方米的小屋，住了一位老人。瘦小，黝黑，白髮蓬亂，手如雞爪。啞，卻不聾，能用呀呀的叫聲和顫抖的手勢表達自己的意思。喂一隻狗，小卻兇惡，終日呲着白森森的牙齒。據說她是地主的親戚，究竟是什麼親戚，我不得而知，但人們對她孤苦的生活似乎並不同情。再往後，住着地主的兒子。全身浮腫，很少出門，生活靠“五保”維持。有時坐在門檻上曬太陽，不見一絲活氣。我對他們充滿恐懼。不是怕他們傷害我，而是他們缺乏生命力的樣子讓我難以接受。很快，地主的兒子去世了。生產隊長組織人把他安葬在我上學的必經之路上。墳前有塊大石頭，很長一段時間，我老覺得他就坐在那石頭上，死死地盯着山下。下葬後的前三天，啞巴給他送火把。每次，變調的嗚咽聲從墳前向四周傳遞，散發到很遠的地方，那是啞巴在哭。
老師是民辦教師，年輕，樂觀，能吹笛子，彈風琴，寫得一手好字。我一直記得他當時的樣子，英俊，瀟灑，這些詞用到他身上，一點都不過分。後來，因爲堅持要生兩個孩子，爲計劃生育所不容，就回家當了農民。後來，做了多年的村主任或黨支部書記，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接替他。讓他丟了教職的那個孩子，如今大學快畢業了。
三年級時，我們到了村小讀書。又過了一年，那個讓我度過啓蒙時代的校點被撤銷了。
前些年回老家，偶然路過，發現原有的建築早已蕩然無存。小操場中間挖了個水池，水蒼黑，稀疏地漂了些綠萍。池邊雜草從生。
我知道，這裏早已是別人的樂園。
（八）老屋
拆茅草房的時候，我們都哭了。祖母說。雖說修了大瓦房，我們還是捨不得拆了舊房子。可是一大塊地，不可能就空着啊。後來還是留了一小間，放些過冬的柴草。
祖母說的茅草房我沒見過。對於茅草房的直觀印象，來源於耕種那塊土地時發現的種種痕跡。比如燒得堅硬無比的土塊，燻黑的石頭，夾雜了稻草的土坯，水溝裏的苔蘚遺蹟，以及一些瓷器的碎片。特別是那些瓷器碎片，初看去塵苟斑斑，撿起來搓去泥土，立即變得光滑溫潤，破碎的邊沿也散發出令人驚喜的光芒。那瓷片的前身也許就是一隻碗、一個盤子、一盞酒杯等等，就是那些與先祖們朝夕相處的生活器具。與瓷片的親近，就是與先祖們的親近；與瓷片的交流，就是與先祖時代的時光交流。所以，很早，我就對瓷片心懷敬畏。
最後一間茅屋的消失，是因爲一個人的消失。你從來沒有見過你大爺爺。祖父說。他就死在那間屋裏。他得的是枯癆病（肺結核），整天吐血，吃藥也沒效果。沒辦法，就把他安置在那間老屋裏。一天晚上，聽他呻喚的聲音大，我們去看他，都還有口氣。第二天，人就硬在牀上，牀前一大灘血。沒棺木，就搭了幾塊板子，把他安葬在後面的老墳園裏。回來就把草房推了，架起柏椏枝燒了。
我難以想象，那個我應該叫“大爺爺”的人，在那塊十幾平方米的土地上大口吐血、奄奄一息的樣子，更難以體會，雜於柴草之間，疾病、飢餓、寒冷交相凌迫之時那種疼痛與絕望。可以理解的是，當一個人徹底解脫，親人們立刻燒燬作爲苦難、悲哀、愧疚見證的草房，既是決絕的祭奠，又是無奈的迴避。可是，苦難的記憶怎麼會隨房屋的消失而消失呢。
我見到的老屋，當然是後來的瓦房。
藏青的瓦。瓦菲是時光的標記。白或者黑的瓦菲，不論風和日麗還是風雨交加，都以同樣的姿勢欣欣招搖，在瓦片上留下季節的刻度。而新蓋的瓦不長瓦菲，略顯灰白，淡淡地沒有長過瓦菲後那種濃烈的溫暖。
木板面壁，底色深灰，上面有黑色、白色的或濃或淡的字跡。那些字跡，有的是木炭劃的“正”字。大集體生產時，分糧食分物品，生產隊長高聲念，如“王某某，米一百斤，稻穀三百斤，稻草五百個……”等等，念一種，就劃一筆，隨後一數筆畫，夠了，就開始給下一個分。“正”的另一個來源是選舉。很早以前，選人大代表，也這樣。羣衆投了票，幾個人就在前面算結果。“正”字代表票數。木炭劃的字跡不易磨滅，如果不刻意擦去，幾十年都在。有的字跡是我們自己塗上去的。初學寫字，隨意塗鴉，不知所云，卻樸拙可愛。墨或者油漆寫的，不久就淡了，卻不會消失。粉筆寫的，很快就擦去了。但擦了還會寫，我們不寫了，孩子又開始寫。板壁高處，很久都保留着我寫的“三條好漢、浩然正氣”八個字以及我和兩個弟弟的名字。那是我迷戀武俠小說時的“創作”。
進門，火塘在屋中間。方方正正的，四面放着長板凳，中間從樓上垂下來的鐵鉤上掛着鑄鐵罐。鑄鐵罐有大有小，可燒水，可做飯，可炒，可蒸，可燉，一切美味，儘可從中來。就是現在，很多地方仍然在使用。風景區的幾家飯店，將“鐵罐飯”作爲特色餐推出，人們對此推崇備至。
東西都是廂房，北是正房。因爲是平民家第，南無閣子相襯。每個房間都有牀、有桌、有椅，每個房間我都睡過，都留下過我的體溫。而曾祖父、祖父祖母、父親母親，他們身體的溫暖，曾經讓我在許多寒冷冬夜酣然入夢。然後，我又眼睜睜的看着他們衰老，慢慢離我遠去。
東廂房是曾祖父母晚年的臥室，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們相繼離開。很快，那裏被改造成廚房。正房是祖父母的臥室，九十年代末祖母去世後，祖父便移居到東廂房隔壁原廚房改成的房間。西廂房是父母的臥室，後來做了儲藏室。父親重病期間，就在西廂房隔壁廂房裏放了一張牀。在那張牀上，父親強忍着肝區的劇烈疼痛，一聲不吭地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三年。三年間，他最大的快樂，就是斜靠在椅子上看電視。很長一段時間，在老屋看電視的時候，我都覺得父親就在我身邊坐着，偶爾有一聲嘆息或者壓抑的呻吟。
靠北的一半房屋是父親修的，僅僅二十年，還不顯老。修房起屋，是農村人的大事。在我貧瘠的老家，有的鄉親要用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完成修房大業。我們有弟兄三人，如果都在農村成家立業，肯定無法居住。父親很倔強，一定要再修一套房子。於是點滴積累，省吃儉用，終於建成。誰知天不作美，房後水土流失，雖未將房屋沖垮，但泥土石頭堆滿一屋。我們使用最簡單的工具，用了三年時間，纔將泥石全部清除。裝上樓板，已經是房架豎起後的第十五年。父親說，早知道你們不回來生活，我就不修了。笑容卻很欣慰，很驕傲。秋後的陽光照在玉米棒子和乳白的秸稈上，空氣裏散發着糧食的甜香。此情此景，如在昨日。
對舊屋的改造，也逐步進行。磚牆代替了板壁，粗糙的牆壁上，又有了二弟兩個孩子的塗劃。但我還是那麼迷戀木板面壁和木門。在村小學讀書的時候，冬季回來得早了，家裏沒人在家，我就把身子貼在曬得溫熱的板壁和木門上取暖。一個冬日的下午，太陽慢慢收束着他的光芒。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全身貼在木門上，一邊感受太陽的溫暖，一邊等待父母回家。許多年後，我都在腦海裏描摹我當年的樣子。
秋去冬來，年近九旬的祖父是靠在門前椅子上曬太陽呢，還是在屋裏生火取暖？股骨骨折靠雙柺移動的母親，是終日躺在牀上寂寞地望老屋屋頂呢，還是在孩子們的攙扶下到屋後走走？這是我不知道的。高堂猶在，而我已爲了自己的生活背井離鄉。我無法溫暖他們的孤寂，正如同，他們已經沒有能力溫暖老屋的孤寂。
後記：厚重的鄉村記憶常常敲擊我淺薄的現實生活。午夜夢迴，一切歷歷在目。我開始思考我離開鄉村的意義。我找不出遠離的真正理由，有的只是藉口。可我已無法回頭。我的心情，留在那些散亂的筆記中。我將繼續記錄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