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詩全集 魏晉詩人陶淵明
陶淵明（約365年—427年），字元亮，（又一說名潛，字淵明）號五柳先生，私諡“靖節”，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漢族，東晉潯陽柴桑人（今江西九江）。曾做過幾年小官，後辭官回家，從此隱居，田園生活是陶淵明詩的主要題材，相關作品有《飲酒》、《歸園田居》、《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等。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四時 閒情賦 擬輓歌辭三首 移居二首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飲酒·其四 和郭主簿·其二 己酉歲九月九日、 九日閒居·並序、 贈羊長史·並序、 詠貧士、 歸園田居·其五、 歸園田居·其四、 歸園田居·其二、 酬劉柴桑、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歸去來兮辭·並序、 五柳先生傳、 桃花源記、 雜詩·人生無根蒂、 讀山海經·其十、 讀山海經·其一、 詠荊軻（魏晉）、 飲酒·其五、 歸園田居·其三、 歸園田居·其一
陶淵明文學成就飲酒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他的《飲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語態或指責是非顛倒、譭譽雷同的上流社會；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險惡；或表現詩人退出官場後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現詩人在困頓中的牢騷不平。從詩的情趣和筆調看，可能不是同一時期的作品。東晉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恭帝爲零陵王，次年殺之自立，建劉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隱晦曲折地記錄了這一篡權易代的過程，對晉恭帝以及晉王朝的覆滅流露了無限的哀惋之情。此時陶淵明已躬耕隱居多年，亂世也看慣了，篡權也看慣了，但這首詩仍透露出他對世事不能忘懷的精神。
詠懷詩
陶淵明的詠懷詩以《雜詩》十二首，《讀山海經》十三首爲代表。《雜詩》十二首多表現了自己歸隱後有志難騁的政治苦悶，抒發了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潔人格。可見詩人內心無限深廣的憂憤情緒。《讀山海經》十三首借吟詠《山海經》中的奇異事物表達了同樣的內容，如第十首借歌頌精衛、刑天的“猛志固常在”來抒發和表明自己濟世志向永不熄滅。
田園詩
陶淵明的田園詩數量最多，成就最高。這類詩充分表現了詩人鄙夷功名利祿的高遠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節操；充分表現了詩人對黑暗官場的極端憎惡和徹底決裂；充分表現了詩人對淳樸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對勞動的認識和對勞動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現了詩人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嚮往。作爲一個文人士大夫，這樣的思想感情，這樣的內容，出現在文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門閥制度和觀念森嚴的社會裏顯得特別可貴。陶淵明的田園詩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頓狀況的，可使讀者間接地瞭解到當時農民階級的悲慘生活。陶淵明的《桃花源詩並記》大約作於南朝宋初年。它描繪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表現了詩人對現存社會制度徹底否定與對理想世界的無限追慕之情。它標誌着陶淵明的思想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陶淵明是田園詩的開創者。他的田園詩以純樸自然的語言、高遠拔俗的意境，爲中國詩壇開闢了新天地，並直接影響到唐代田園詩派。在他的田園詩中，隨處可見的是他對污濁現實的厭煩和對恬靜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在《歸園田居》中，他將官場寫成“塵網”，將身處其中比喻爲“羈鳥”和“池魚”，將退隱田園更是比喻爲衝出“樊籠”，返回“自然”。因爲有實際勞動經驗，所以他的詩中洋溢着勞動者的喜悅，表現出只有勞動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歸園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證明，這也正是他的田園詩的進步之處。
陶淵明的詩在南北朝時影響不大。劉勰著《文心雕龍》，對陶淵明隻字未提。鍾嶸《詩品》列陶詩爲中品，稱陶淵明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認爲其詩“其源出於應璩”。樑代昭明太子蕭統對陶淵明推崇備至：“其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文選》收錄陶淵明的詩文十餘首，是作品被收錄較多的作者。陶淵明的田園隱逸詩，對唐宋詩人有很大的影響。杜甫詩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宋代詩人蘇東坡對陶潛有很高的評價：“淵明詩初看似散緩，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蘇東坡更作《和陶止酒》、 《和陶連雨獨飲二首》，《和陶勸農六首》、《和陶九日閒居》、《和陶擬古九首》、《和陶雜詩十一 首》、《和陶贈羊長吏》、《和陶停雲四首》、《和陶形贈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劉柴桑》、《和陶酬劉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詩，可見陶淵明對蘇東坡影響之深。
散文辭賦
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有賴於他的散文和辭賦的，實不下於他的詩歌。特別是《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和《歸去來兮辭》，這三篇最見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傳》採用正史紀傳體的形式，並不注重描述生平事蹟而重在表現生活情趣，帶有自敘情懷的特點，這種寫法是陶淵明首創。文章用極其簡潔的筆墨表達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劃出一條與世俗的界限，從而塑造了一個清高灑脫、怡然自得、安貧樂道的隱士形象，五柳先生也成爲寄託中國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歸去來兮辭》是一篇脫離仕途迴歸田園的宣言。文中不乏華彩的段落，其跌宕的節奏，舒暢的聲吻，將詩人欣喜若狂的情狀呈現在讀者面前。歐陽修曾評價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片而已。”
《桃花源記》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處，描寫了一個美好的世外桃源。其中應當強調的是，陶淵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獨特之處：在桃花源生活的是一羣普通的人，一羣躲避戰亂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純。陶淵明在歸隱之初想到的還是個人的進退清濁，寫《桃花源記》時已不限於個人，而是想到整個社會的出路和廣大人民的幸福。能夠邁出這一步與多年的躬耕和貧困生活有關。雖然桃花源只是一個空想，但能提出這個空想是十分可貴的。
隱逸人
俗稱五柳先生陶淵明被稱爲“隱逸詩人之宗”。其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遠。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的體系，從而使中國古典詩歌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同時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原因以及他的隱居生活情況進行研究分析。下面結合陶淵明的詩歌對此作出探討。
陶淵明少年時受傳統儒經的影響，懷有兼濟天下大濟蒼生的壯志。但是，由於門閥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門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門閥士族對高官權位的壟斷，在這樣的情況下，陶淵明的理想是難以化爲現實的，他理想的夢幻註定會破滅。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的“高齡”纔出仕爲官，但終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過是祭酒、參軍、縣丞一類的芝麻小官，不僅壯志無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場人物虛與委蛇。到他三十九歲時，多年來的經歷使他的思想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他開始轉向躬耕來自給自足，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泊。此後，他又爲彭澤縣令，因不願爲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餘日就解印掛職而歸。從此，他結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經的彷徨，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歸隱田園之路。 自四十一歲歸隱田園之後，陶淵明確確實實享受了一段“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樂趣。然而書香門第出來的陶淵明畢竟不是稼穡的好手，“開荒南野際”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過上衣食無憂的小康生活。義熙四年在陶淵明四十四歲時，一場災禍更使得他全家一貧如洗。這年夏天，詩人筆下洋溢着生活氣息的“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被一場無情的大火燒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親朋好友的接濟過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時生活已近絕境，其情狀反映在《有會而作》一詩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詩人貧病交加，在其《輓歌詩》中第二首自輓詩中，詩人對死後可以“鼓腹無所思”的幻想讀來讓人心酸：“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蟻，何時更能嘗。餚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歲的陶淵明淡然離世。
隱退原因
關於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於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爲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爲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徵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閒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於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係。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爲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而最終掛官歸田。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爲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爲“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願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爲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表明了他並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勳之後，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爲。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盪：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着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於“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鬥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着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爲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願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於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青少年時期（28歲以前）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過大司馬，祖父、父親也做過太守縣令一類的官。但陶淵明的父親死得早，淵明少年時，家運已衰落，“少而貧苦。”他自述：“自餘爲人，逢運之貪。簞瓢屢罄，絺綌冬陳。”（《自祭文》）但物質生活雖然貧乏，陶淵明的精神生活卻很豐富。他學習儒家《六經》，學習《老子》、《莊子》，“猛志逸四海，鶱翮思遠翥”，頗有“佐君立業”的政治抱負。而另一方面，匡廬山水和田園風景，也使他愛好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學仕時期（29-41歲）
晉代的門閥制度，使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在那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淵明根本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29歲時他進入官場，當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職自解歸家閒居。以後又先後幾次出任小官，不僅無由施展濟世抱負，而且於“志意多所恥”。最後一次爲官是當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因不堪官場黑暗，“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辭官歸田。
歸田時期（42-63歲）
陶淵明歸田之後，即在家鄉過着躬耕隱居的生活，並親自參加了農業勞動。親自撰寫《五柳先生傳》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這使他改變了鄙視勞動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勞動的價值；也在與農民的共同勞動和交往中，對他們產生了親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貧困，“老至更長飢”，但他不受“嗟來之食”，拒絕權貴的饋贈，表現出君子固窮的志氣。
田園
兩晉時盛行玄言詩，思想內容空虛狹隘，浮淺乏味。而陶詩異軍突起，平淡自然，爲當時沉悶的文壇吹進清新的春風，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詩表現了淳樸的農村生活情趣，描寫了恬靜優美的農村風光，既表現出詩人對田園生活的熱愛，又表現出堅決與污濁政治決裂的情操。他的詩描寫鄉居生活，謳歌勞動和躬耕自給，這些都是以前的封建文學中所沒有的，如《歸園田居》、《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等。
詠懷詩
以及敘寫時事的詩，如《飲酒》、《雜詩》《讀山海經》、《詠荊軻》等，表現了陶淵明歸隱後對政治的關心。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
其它詩作
部分詩作有“樂天知命”，“委任自然”，消極避世的消極思想。
陶淵明紀念館是爲紀念東晉人陶淵明而建立。陶淵明紀念館位於江西省廬山西麓九江縣城沙河街東北隅，佔地1600平方米，爲紀念東晉詩人陶淵明而建立。1985年7月30日開館。館址原是陶靖節(淵明)祠。該祠原座落在縣南25公 裏面陽山靖節墓左前麓，明嘉靖十二至十七年(1533 ～1538)重修，江南民居風格，面積約250平方米，1982年按原貌遷建於今址。祠的建築面積約250平方米，磚木結構，明清祠堂式建築風格，又像古 書院的建築形式，分正堂和前廳兩重，中隔天井，兩側配有廂房，簡樸大方.正堂塑立了2米多高陶淵明身像，相貌莊重，頭部扎漉酒巾，手握着一卷《山海經》。 兩壁鐫刻陶淵明四十一代孫、明邑庠生陶享所撰《陶靖節祠祀文》，又清翰林劉延琛所題書的匾額：“羲皇上人”、“望古遙集”。大門首有明嘉靖年間進士薛應旗 爲題書的“陶靖節祠”石匾，兩耳門分別通向菊圃和柳巷。
紀念館建築外觀與陶祠風韻相仿。館內闢有《陶淵明生平事略陳列》，收藏和展出有關陶淵明行 蹤的圖表、照片、家譜和歷代陶學專著、名人書畫300多件。線裝《陶淵明集》30多部，最早爲清康熙十一年 (1672) 蔣薰本。該館附有《九江縣歷史文物陳列》，展出陶淵明生活年代及其居地柴桑、尋陽城址出土的文物。
陶淵明歷史評價東晉
陶淵明去世後，他的至交好友顏延之，爲他寫下《陶徵士誄》，給了他一個“靖節”的諡號。顏延之在誄文中褒揚了陶淵明一生的品格和氣節，但對他的文學成就，卻沒有充分肯定。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後幾十年裏，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認。樑朝的昭明太子蕭統，對陶淵明的文相當重視，愛不釋手。蕭統親自爲陶淵明編集、作序、作傳。《陶淵明集》是中國文學史上文人專集的第一部，意義十分重大。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稱讚“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
陶淵明的文學地位，雖得不到應有的肯定，但他的詩文作品，流傳越來越廣，影響越來越大。
隋唐
有越來越多的詩人喜歡陶淵明的詩文，對陶淵明的評價越來越高。初唐王績是位田園詩人，他像陶淵明一樣，多次退隱田園，以琴酒自娛。
唐朝
山水田園詩人孟浩然，對陶淵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歸漢南寄京邑舊遊》中寫道：
賞讀《高士傳》，
最佳陶徵君，
目耽田園趣，
自謂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淵明的人品和詩作。在《戲贈鄭溧陽》中寫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無弦，漉酒用葛巾。
清風北窗下，自謂羲皇人。
何時到慄裏，一見平生親。
李白那種“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思想，和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亂之後，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把陶淵明視爲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韋尹丈人》中寫道：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
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
鼎石分門戶，詞場繼國風。
尊榮瞻地絕，疏放憶途窮。
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
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
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
謬慚知薊子，真怯笑揚雄。
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
屍鄉餘土室，誰話祝雞翁？
中唐詩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淵明的爲人。唐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貶爲江州司馬，離陶淵明的家鄉潯陽很近。曾去拜訪陶淵明的故居，寫下了《訪陶公舊宅》這首詩。詩中先用“塵垢不污玉，靈鳳不啄羶”，頌揚陶淵明高尚的人格：
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羶。
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
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
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
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爲難。
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飢寒。
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
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
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
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
昔常詠遺風，著爲十六篇。
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弦。
慕君遺容利，老死此丘園。
柴桑古村落，慄裏舊山川。
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
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
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潛體十六首》中寫道：
先生去我久，紙墨有遺文。
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
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爲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國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這與陶淵明的影響是分不開的。白居易的這首詩就說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兩宋時期
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確定。歐陽修盛讚《歸去來兮辭》說：“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歐陽修還說：“吾愛陶淵明，愛酒又愛閒”。北宋王安石曾說過，陶淵明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有詩人以來無此句者。然則淵明趨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個而已”。
蘇軾在《與蘇轍書》中說“吾與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過也”。蘇東坡把陶詩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八個字，概括陶詩的藝術風格，還是很準確的。蘇東坡一生把陶淵明當成良師益友，不但愛好其詩，更仰慕他的爲人。他曾這樣評價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人貴真，詩亦貴真，詩真乃由人真而來，這就是陶詩具有經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晚年蘇軾在《與蘇轍書》中說：“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
“居高聲自遠”，由於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在北宋文壇上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們極力推崇陶淵明，對進一步確定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無疑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南宋愛國詩人辛棄疾，在報國無門，壯志難酬的苦悶中，把陶淵明引爲知己。在《水龍吟》詞中說：“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辛棄疾留下的詞作626首，其中吟詠、提及、明引、暗引陶詩陶文的有60首，幾乎每10首詞中就有一首與陶淵明有關。辛棄疾在《念奴嬌》中稱：“須信採菊東籬，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給予了陶淵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評價。
元朝至今
沿襲了兩宋對陶淵明的崇高評價。
魯迅先生曾說過，“陶潛正因爲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梁啓超評價陶淵明時曾經說，“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着他笑”。確如其言，陶在自然與哲理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在生活的困苦與自然的旨趣之間達到了一種和解。連最平凡的農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筆下也顯示出了一種無窮的意味深長的美。
陶淵明的不朽詩篇，陶淵明的偉大人品，影響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辛棄疾等幾代文人的思想和創作。爲中國文學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陶淵明的詩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語言，看似質樸，實則奇麗。在平淡醇美的詩句中，蘊含着熾熱的感情和濃郁的生活氣息。陶淵明的《歸園田居》五首，是田園詩的精品或極品。其中《少無適俗韻》，編在中學生的語文課本中。詩的抒情沁人心脾；詩的寫景，豁人耳目。讀過後叫人終生難忘。什麼時候讀，都是一種美的享受。
作爲身處晉末亂世的隱士，陶淵明晚年常與廬山中的釋道交往，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他們之間在思想上卻未必志同道合。仔細研讀過陶詩和了解詩人生平的人，都知道陶淵明是個外表恬淡靜穆，而內心熱情濟世的無神論者。他少年時曾胸懷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業。但在出仕了一個時期以後，現實使他感到失望，他不願與當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選擇了一條退隱歸耕的道路。
這時他又受到老莊哲學的影響。因爲他有過以往文人多不曾有過的田園生活，並且親自參加了勞動，與勞動人民有了接觸，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啓發，因而在崇尚駢儷陳舊文風的晉代，能創造出有獨物風格的田園詩的新形式，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從少年時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時的“猛志固常在”，始終對世事沒有淡忘。他傳世的名篇《桃花源記》，正是他對如同上古原始時代的那種人們自食其力、友好相處、沒有種種現實中的紛擾與貧困的“怡然有餘樂”社會的憧憬。就是他的隱居與飲酒，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對當時黑暗統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滿和反抗的意義在內。
當然，陶淵明畢竟是一個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詩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許多安貧樂道、及時行樂、避世消極的東西。但後世歷代的文學評論家和選家出於自己的階級偏愛，多着重欣賞和讚揚他這方面的特點，認爲這纔是陶淵明詩文的精華所在。
陶淵明，晚年更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諡號“靖節先生”（死後由朋友劉宋著名人顏延之所諡），出身於沒落仕宦家庭，我國第一位傑出的山水田園詩人。晉世名淵明，入劉宋後改名潛。唐人避唐高祖諱，稱陶深明或陶泉明。大約生於365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自做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有《陶淵明集》。被稱爲“千古隱逸之宗”。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做過太守。（父名史不載，存疑。）
少年生活
年幼時，家庭衰微，九歲喪父，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其母是孟嘉的女兒，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苟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逯欽立語）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裏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遠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年時期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懷着“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後，州里又來召他做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做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着長江中上游，窺伺着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
主要作品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喪母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皇帝的位置，改國爲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抗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停雲 其四》）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範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爲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着私情，把衆人認爲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諡任爲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着就辭職隱居，於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着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督郵，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爲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退隱生活
陶淵明辭官歸裏，過着“躬耕自資”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門前栽種有五棵柳樹，固被人稱爲五柳先生。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1]”（《飲酒》）至今膾炙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其《五柳先生傳》中也有寫道：“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金山麓）失火，遷至慄裏，生活較爲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飢，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檐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五）》已選入人教版八年級下語文書30課《詩五首》之一）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賙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於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的求貸或接受賙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牀。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樑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着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擬輓歌辭》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淵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歷程（有關陶淵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證，因此此處的六十三年之說也有待考證），與世長辭。他被安葬在南山腳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縣和星子縣交界處的面陽山腳下。如今陶淵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塊碑石組成，正中楷書“晉徵士陶公靖節先生之墓”，左刻墓誌，右刻《歸去來兮辭》，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孫所立。
陶淵明，中國是中國文學史上堪與屈原、李白、杜甫、蘇軾比肩的偉大人。陶淵明自己從來沒有說過是哪裏人，甚至也不說生於何時何地。於是，在陶淵明的出生年份上，就出現了公元365年、公元369年、公元372年等等多個版本。陶淵明的身世也成了難解之謎。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宜豐學者凌誠沛主持組建了“陶淵明始家宜豐”研究小組。前後經過近20年的調研考證，他們確認陶淵明於公元365年出生在今天的江西省宜豐縣澄塘鎮新安村的安成自然村。公元393年陶淵明時年29歲，與妻及子離開南山陶家坪。此後陶淵明一家在潯陽居住了24年。其間，陶淵明因王氏妻亡，繼娶潯陽翟氏。公元416年，陶淵明52歲，與妻翟氏帶幼子佟回到宜豐故里，修葺南山舊宅而居之，11年後，陶淵明卒於星子慄裏，後歸葬康樂縣義鈞鄉之七裏山即今宜豐澄塘鎮的七裏山。上述考證的結果，第一次給了陶淵明生平事蹟一個清晰完整的印象。
陶淵明典故：不爲五斗米折腰中國古代有不少因維護人格，保持氣節而不食的故事，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東晉後期的大人陶淵明，是名人之後，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東晉大司馬。年輕時的陶淵明本有“大濟於蒼生”之志，可是，在國家瀕臨崩潰的動亂年月裏，陶淵明的一腔抱負根本無法實現。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願卑躬屈膝攀附權貴，因而和污濁黑暗的現實社會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產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爲了生存，陶淵明最初做過州里的小官，可由於看不慣官場上的那一套惡劣作風，不久便辭職回家了。後來，爲了生活他還陸續做過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職，過着時隱時仕的生活。陶淵明最後一次做官，是義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過“不惑之年”（四十一歲）的陶淵明在朋友的勸說下，再次出任彭澤縣令。有一次，縣裏派督郵來了解情況。有人告訴陶淵明說：那是上面派下來的人，應當穿戴整齊、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淵明聽後長長嘆了一口氣：“我不願爲了小小縣令的五斗薪俸，就低聲下氣去向這些傢伙獻殷勤。”說完，就辭掉官職，回家去了。陶淵明當彭澤縣令，不過八十多天。他這次棄職而去，便永遠脫離了官場。
此後，他一面讀書爲文，一面參加農業勞動。後來由於農田不斷受災，房屋又被火燒，家境越來越惡化。但他始終不願再爲官受祿，甚至連江州刺使送來的米和肉也堅拒不受。朝廷曾徵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絕了。
陶淵明是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人世的。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適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氣節爲代價。陶淵明因“不爲五斗米折腰”，而獲得了心靈的自由，獲得了人格的尊嚴，寫出了一代文風並流傳百世的詩文。在爲後人留下寶貴文學財富的同時，也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他因“不爲五斗米折腰”的高風亮節，成爲中國後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