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癡呆老人的出走散文

一

某縣的三個鄉鎮，鄧灣、馬集、新裏呈“>”形狀分佈，鄧灣在下，新裏在上，馬集居中。誰也不會想到，癡呆老人孫其保會穿過繁華的馬集鎮，跑到偏遠的新裏鎮。

孫其保說老也不算太老，他大我五六歲，尚未古稀。不過，一個甲子的智障折磨，使其蒼老得與實際年齡極不相符。他是在患上輕度老年癡呆症後，親戚們怕他走失，才和村官一起，把他送到鄉政府養老院的。

早在四十多年前，我與孫其保是我們生產隊掙工分排名前二的社員。白天我們一起幹活，夜晚，又一起到偏遠的地兒“護青”。冬天，生產隊的牲口集中餵養，我倆又一起當飼養員。可以說，我和他每天都有工分掙。在我們村莊，別人都躲着他，嫌他髒，但他們卻忽略了他的兩大優點：膽大和聽話。“護青”時，老墳地他都敢睡。那時農戶的豬都是散養的，半夜到地裏偷吃莊稼，都是我下令孫其保將它們趕走的。簡言之，我和孫其保的關係就像笛福小說中的魯濱遜與星期五的關係。

孫其保小名叫“碾子”，事實上，沒有人知道他叫孫其保，只是在他失蹤後，要用他的身份證上的照片來印發“尋人啓事”，大家纔想起他的大名。孫其保五歲那年，患了一種名叫“急驚風”的奪命症，被一個姓劉的醫生紮了一針，就成現在這樣了。也就是說，孫其保並非先天性智障人士。

好了，現在回頭來說孫其保出走失蹤之事。我們鄉公立養老院的老年人現在基本上是不能隨便出入的，幾位身體較好，頭腦清晰的老人負責做飯和購買食物，比如，麪條，饃，油鹽醬醋等。那天，有兩位老人去街道上買食用油，他們居然把孫其保也帶上了。買了油，兩位老人回到養老院才發現孫其保並未跟在後面。

兩位老人隨即去鄧灣十字街尋找，哪裏有孫其保的影子？找了半天，終無所獲，只得向民政所報告。民政所領導迅速與村支書取得聯繫，兩人分別駕車，順公路尋找，同時，孫其保的侄子侄女們也騎着各自的電驢在周邊鄉村搜索。然而，兩天兩夜過去了，仍無孫其保的蹤影。

兩天之後，孫其保在新裏鎮被找到後，我事後諸葛亮地長嘆一聲：原來如此！

二

那是上世紀70年代初，一個冷清的冬天，我和孫其保正在飼養室清理牛糞，我母親和孫其保的母親一塊兒來到飼養室，我母親讓我背20斤大米去新裏(那時叫新裏公社)換紅薯。孫其保的母親讓孫其保跟我一起去，她還說，碾子(孫其保)不識數，一切都由我代勞，兩家都是20斤大米，換了紅薯回來平分。

那時男勞力去兔子湖修水庫，我和孫其保都是家庭的老大，這樣的話兒理應我們來幹。飼養室有四個人，我們經常輪流幹私事，當下，我讓孫其保拉着飼養室的.破架子車，上面放着40斤大米，用稻草蓋嚴實，向新裏公社進發。

那天是個陰天，北風呼呼地颳着，我們逆風而行，大半晌了纔到新裏街上。

在街上換紅薯沒有在農戶家裏換來得實惠，而且在大街上交易是有風險的，因爲大米是禁止流通的細糧，如果被“市管會”發現，就會被沒收。當然，他們會按商品糧的價格付款。這樣，我們每斤大米就損失了六到八分錢。所以，我帶着孫其保穿過街道，準備到鄉下去交換。

大米換紅薯，不是因爲紅薯口感好，也不是因爲紅薯乃健康食品，而是困難年代的一種生存需求。一斤大米，一個人吃個精光，還不怎麼飽，而一斤大米換的紅薯，夠兩個人吃。所以，淮河北岸的人，到潢川境內買來大米，再到淮濱北部或者洪河以北的安徽境內換紅薯，這樣倒騰全是爲了可惡的肚子。

就在我們將要走出街道時，被一個穿藍制服的“市管會”工作人員盯上了。我們趕緊拐個彎，躲到一個草垛的後邊。那位工作人員站在草垛的另一邊咳嗽。我緊張得冷汗直冒。這時，我們背後站着一個懷抱嬰兒的年輕女人，她對我說：兄弟，快進屋來躲一下。我趕緊讓碾子將米扛進那位大姐屋裏，我倆躲到她家的小院裏，院裏有一老婦在洗衣裳。她問：你倆是換紅薯的吧？我回答：是啊，你家換嗎？老婦說：你問問俺媳婦吧，她當家。

大姐抱着小孩進來，說：“市管會”還沒走，說話小聲點。

等“市管會”工作人員離開，天已正午。我提出換紅薯的事兒，大姐說：已經晌午了，吃了飯再換好吧？俺家也沒啥好的，就是蒸紅薯。我提議用我們的大米做米飯吃，但大姐認爲這是在她家裏，應該吃他們的紅薯。我折中一下說：那就熬一鍋米湯，蒸紅薯吧？大姐同意了，她讓婆婆抱孩子，到廚房拿了一隻鐵勺，我打開布袋，她挖了一勺子大米，然後，她又挎了一竹籃紅薯，到水塘裏洗了，放在鍋裏蒸。

午飯熟了，嬰兒睡了，我們三個人圍着小桌，桌上一盆蒸紅薯，一盆炒蘿蔔條，四碗米湯。而碾子這時還端坐在門旮旯裏。大姐讓他過來吃飯，他只是咧着嘴笑。她悄然問我：“他耳朵不好使嗎？”我說：“不是，他有點傻，他爹媽從不讓他上桌吃飯，賺他髒。”大姐說：“哦，哪有這麼當爹媽的呀！”隨即又喊：“兄弟，過來一起吃吧！”我也說：“碾子，大姐讓你來吃飯，吃了好回家。”碾子這才扭扭捏捏地坐到小凳子上。

這位大姐也就二十多歲，濃眉大眼，面色稍黑，很爽快的樣子。雖算不上漂亮，但作爲農家媳婦，並不是隨處可見的那種“普女”。

吃紅薯時，我們都剝了紅皮兒，吃裏面的白瓤，而碾子連皮一起吃，大姐說：剝掉皮吃吧兄弟，皮給豬吃。說着，還剝了一個大個的紅薯遞給碾子。

大姐和老婆婆很快吃完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吃，而碾子一直把盆裏紅薯吃光了才住嘴。

這次交易很有“君子之風”，大姐堅持農村價(一斤大米換十斤紅薯)，我堅持市場價(一斤大米換八斤紅薯)，執爭中，我再次折中一下：“大姐，咱就一斤大米換九斤紅薯好吧？”大姐說：“好呀，佔你便宜了。”最後，我用40斤大米換了360斤紅薯。

三

我和孫其保雖然一個村莊住着，但同桌吃飯卻是第一次。他幫別人幹活，都是一隻大碗，裝飯又裝菜，獨自不聲不響地吃。甚至連他親戚辦紅白喜事，他去幫忙燒水，打掃衛生，主人家也是不允許他上桌與客人一起吃飯的。通常是客人酒足飯飽離開後，主人家才盛了一湯碗肉，拿了兩三隻饃給他。如果主人家忘了盛飯，他也不要，默默地餓着肚子，等待下一頓了。

孫其保失蹤兩天兩夜，我也非常着急。但我人在鄭州，遠離家鄉，無法參加到搜尋隊伍之中去。我曾想過很多他有可能要去的地方，卻沒有想過他會沿着四十五年前走過的土路到了新裏鎮。

當網友在家鄉網站發帖，說孫其保已經在新裏鎮被找到，他在街道上一家小別墅門前枯坐着，身邊還放了一堆當地老百姓施捨的紅薯，我這才恍然記起四十五年前的那個冬天，我和孫其保，大姐和她婆婆，一起吃的那頓蒸紅薯，那可是孫其保變成智障人士後，唯一一次被請上餐桌吃的一頓飯。當然，我已無法確定，這棟小別墅的前身是否就是當年那個農家小院？小別墅裏是否住着當年那個正奶着嬰兒的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