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我的母親日誌

母親患癌了，這不啻於一個晴天霹雷。

當我長途奔襲而來時，母親已被推進手術室。家人在走廊裏守候，忐忑不安地張望着那扇神祕、肅穆的房門。那時，窗外的陽光有點刺眼，我明顯地感受到這初夏太陽的火辣，心在煎烤。

妹妹說，自從住進醫院開始，母親的頭髮一下子白了許多。母親被推進手術室之際，像交代後事似的囑咐了幾句緊要事，說哪個庵堂裏佛禮未還，哪座廟宇裏道場未來得及做，這些都是保家門的，要記住。妹妹安慰她說，等你手術好了，你自己去還吧。聽到這些，我鼻子酸酸的。

母親晚年，在從事婚介工作，一本通訊錄，滿滿地記着幸運人的密碼。她的電話比市長還忙，張姑娘要相親，王青年要捎話，都要通過這邊協調、傳達。這年頭，雖是網絡時代，談戀愛方便了，但白領階層、機關幹部還是喜歡媒人這個渠道。況且，母親能斷文識字，又有子女在機關裏工作，這就多了一份信任和優勢。與那些農村裏不識字的“媒人婆”不是一個競爭檔次。這幾年，母親的業務，竟然擴展到溫州地區，做出品牌來了。

對於母親說媒這件事，我有點始料未及。母親是一個單純、老實的人，與那些嘴巴上掛油瓶的“媒人婆”，完全搭不上界。有一次，母親到溫州一醫看病，在走廊裏候診時，經不住一位江湖術士的遊說，花了兩百元買了兩條只能當柴燒的根藤，說是祖傳中藥，包治百病。母親拿回家時，遭到我的一頓奚落：“都是當外婆的年齡了，腦筋怎地還是泥捏的？”母親既心痛，又受傷，幽幽地抹着眼淚。我也深感自己失態，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母親中年喪偶，一生勞苦，我這般無禮，情何以堪？

在我的印象中，母親是屬於那種“不能幹”的女人，人情世故、待人接物、廳堂廚事，沒有一樣是合格的；口舌之能，更是無從談起；思想又單純得像一泓起不了漣漪的清潭，清澄見底。母親的這種性格，要歸咎於外婆。外婆是一位大戶人家出身的非常能幹的小女人，人情世故、廳堂廚事無所不能，甚至還能號脈看病，勝如郎中；哪怕是外公坐牢期間，家裏家外都打理有條不紊。母親有了這樣的巧母，也就萬事省心。到了年長之後，竟成了什麼也上不了手，稀漓糊塗地做了別人的媽媽。

所以，對母親能否操治這種八面玲瓏、虛與委蛇的婚介工作，我深表懷疑。我曾經問她：“你會說媒嗎？”她憨憨地笑着：“怎地不會，多走幾腳唄。”母親的確也是這樣，有時爲了安排一次相親，她會從溫州市區趕到鄉下，奔波七八十公里。母親是不會坐車的，一坐就吐，這一路的艱辛，可想而知。我們勸她不要做了，母親總是呵呵地笑着，樂此不疲。

母親說成一門親事，會有四千元的收入，這是新人的紅包禮，男女雙方各半。待至結婚時，還有專門的“謝媒酒”款待宴請。母親每次吃酒回來，也定是滿面紅光的'，心情頗好，像是做成了一件大事。每當此時，我們定會拿她調侃幾句，以示祝賀。

母親從沒有存錢積蓄的習慣，有了一點收入，除了給外孫女們貼補鞋襪外，其餘的全部花於庵堂佛廟。母親很迷信，她說自己中年喪偶，是前世未修，今世要多行成人之美，多禮佛。母親既如此堅持，我們也不好再說什麼。但我們始終堅信，母親是連迷信都不會的，很多錢是被騙走了。

母親還有一個別人所不具備的特點，那就是好學，愛讀書。她平時少看電視，空閒時間，就拿起書本來消遣。當然，母親所看的書，都是經世致用的，與生活有關。然後，把得來的知識，傳授給她的子女。“書上說了，某某東西不能吃，小孩要早睡”等等，那副可愛樣就像一位小學生，唯書是命，唯師是從。若遇外孫們頭痛冷熱，她也總是自作主張，對着藥書按圖索驥，買了幾包中藥解事。所以，每至夏伏之時，母親總會配製出不同的解毒茶、涼茶，要我們喝下。

母親不光自己看書，還要給我寄書。內容大體是關於養生保健、孩子教育、企業家素質、婚姻經營等等。當然，母親寄來的書，我是連翻都沒翻的，但還得哄她說是看過了。我勸她不要寄了，看書比你多，別浪費郵費了。她卻依然如故。有一次，我出了一個花招想阻止她：“那些書都是騙人的！”“書哪能騙人呢？”電話那頭，母親一臉的不解，那語氣就像一位初涉世事的小女孩，令我哭笑不得。

母親寄書這件事，我曾考思良久，這決不能用一般母愛來解釋的。母親是一位拙於言辭的人，十六歲生我時，還是一個少不諳事的年齡，自然也無從說教一些人生大道理。當我稍大一些時，我認爲自己比母親還懂，她更難駕馭。所以，在我年迫天命之時，她大概總結出一套既給我面子，又能寄書寓教的獨特的母教方式。近幾年，母親也常去聽一些專家講座，在母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與時俱進的啓發也尚未可知。其實，母親是一個喜歡文字表達的人，平時出門辦事，也必寫紙條留言，區區數語，總能清楚明瞭。那時，與妹妹住在同一個鎮上，相隔不過二里許，她卻不用電話，非要寫信囑咐什麼。我一直認爲母親“不能幹”，她卻對自己的母教方式，有着獨特的認識和定位，頗令我意外。

下午的陽光，漸近暗淡，想起母親的這些點滴，眼睛也不知何時溼潤了。

門，終於開了，母親在歷時四個小時手術之後，被推出手術室。母親臉色蒼白，尚處於昏迷狀態。四個小時的大手術，摘除了她做爲女人的重要器髒，我難以想象母親從中經歷了一場怎樣的人生劫難。一個星期之後，家人才敢告訴她這個殘酷的事實。

當我離開醫院時，母親還處於極度的虛弱狀態，只能閉着眼睛，微弱地翕動着嘴脣說話。我不知怎麼去安慰母親，只留下一句不怎麼慰貼的男人話：“也用不着害怕，現在患癌很普遍，沒什麼了不起的，只要好生保養，就可以好。”母親卻囑咐妹妹，從枕下拿出一本書，讓我帶回廈門，書名爲《做孩子的心理醫生》。

我沒有拒絕，哽咽着喉頭接過書本，我知道這不只是一本書，而是一份可憐的父母心。我走出室外，好像自己置身於蘆花搖曳的曠野，感受着西山那暗淡的柔柔的薄霞。那是母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