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傳》的課文賞析

，開篇先敘傳主之姓名籍貫。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亦循此例，卻有意同讀者開了一個大玩笑：“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傳主生於何時，長於何地，何姓何名，概莫能知，這位“五柳先生”簡直是天外來客。唯一與傳主身份產生聯繫的，只是“宅旁有五柳樹”而已！

沈約《宋書·隱逸傳》引《五柳先生傳》且評之曰，陶淵明“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陶宅之旁廣種柳樹，可視爲“實錄”，此有陶詩爲證。《歸園田居》：“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擬古》：“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然作爲一篇“自況”之文，“五柳”這一自然景觀僅僅是陶淵明“因以爲號”的觸發點，卻完全不能解釋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的根本原因。錢鍾書先生於《管錐篇》中指出：“豈作自傳而並不曉己之姓名籍貫哉？正激於世之賣聲名、誇門第者而破除之爾！”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正是針對世俗有感而發，意欲“破除”此種賣聲名、誇門第之社會風氣。

魏晉時代，門閥制度盛行。曹魏制訂的“九品官人法”賦予了世家大族政治上的特權。朝廷於州郡設立中正，評定士人之品。中正由世家大族名流充任，同宗士人理所當然獲得高品位。而品位之高下又直接與官職中國之高低掛鉤。於是，世家大族累世公卿，高爵顯位代代相因，形成一種“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賤族”的局面。這種制度，延續到陶淵明生活的東晉時代達到鼎盛，以致“高門華族，有世及之榮，庶姓族人，無寸進之路”（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終東晉之世，朝廷權力一直掌握在王、庾、桓、謝四大家族手中，成爲門閥制度高峯期的顯著標志。

上層如此，士流趨鶩。族姓閥閱既成爲進入仕途的根本條件，世家士子，視門第作鐵飯碗，郡望作護身符，族譜作通行證，至於德、才二字，則完全退居次要地位。於是整個社會彌散着一種重門閥輕才德的社會風氣。士人“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劉知己《史通·邑里》），以炫耀祖宗榮光、託庇死人餘輝爲榮，成了一種社會流行病。

對這一世人司空見慣的現象，陶淵明冷眼觀之十分不滿。“世與我而相違”（《歸去來兮辭》）這種不趨流俗的個性，註定了陶淵明與門閥之風的不調和。自傳文《五柳先生傳》中，郡望、門第、宗譜一概闕如，看似不合常規，其實是對時風世俗的反撥。自號“五柳先生”，是對門閥制度的一種揶揄，對世族名士的一種調侃。陶淵明以“不知何許人”嘲弄了郡望之尊崇，以“不詳其姓字”嘲弄了門第之高貴，以“宅邊五柳樹”嘲弄了地位之顯赫，以“不慕榮利”嘲弄了官爵之矜誇……可以說，陶淵明藉以“自況”的“五柳先生”形象，完全是針對東晉門閥制度的崇尚自塑的，是陶淵明遺世獨立清高絕俗的個性的一種外在表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五柳先生”之名一出，知名晉宋並享譽後世，王、庚、桓、謝四大豪門雖然煊赫一時，而今安在哉！

當然，陶淵明不是“天外來客”，雖非名門望族，其家族淵源本也可作自我誇飾。其曾祖陶侃爲晉大司馬，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父親陶敏擔任過中低級官吏而後歸隱。陶淵明在《命子》《贈長沙公》《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等詩文中列舉過這些事實。陶淵明的自述宗譜和士流的自我矜誇是不可相提並論的。陶淵明以辭官歸隱的實際行動表現了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人格價值，而“五柳先生”這一稱謂，正明確地表明瞭詩人與世俗觀念的徹底決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