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宮廷中的詩人
導語：宮廷中的詩人，主要包括朝廷重臣與臺閣文人，當然皇帝也包括在內。在盛唐時期，從皇帝到宰相、大臣，再到臺閣文人，都對詩歌創作有極大的熱情，既有積極倡導，又有創作實踐，而且詩歌的藝術水平相當高。
盛唐詩人的分類，學術界習慣按照其創作的題材分爲山水田園詩人和邊塞詩人兩類。這種分類法是相當粗略的，且不說李白、杜甫這樣的大詩人，無法歸入任何一類;即使就王維、孟浩然而言，他們又何止是山水田園詩人這樣一句簡單的話所能概括的呢?高適、岑參又何止是邊塞詩人這樣一句簡單的話所能概括的呢?這種分類法不僅簡單化，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我們轉而另求其他的分類法，於是找到依照其身份、地位、主要生活經歷來分類的方法。這似乎更有助於闡釋他們的創作生涯和創作成就。
我們將盛唐詩人分爲三大類：宮廷中的詩人、在地方擔任官職的詩人、在野詩人。每一大類中又可分出若干小類。關於以上的看法，袁行霈在《唐詩風神及其他》一書中已經有所闡釋①，今再進一步加以探究發揮。本文先就第一大類詩人展開論述，其餘各類另文論述。
宮廷中的詩人，主要包括朝廷重臣與臺閣文人，當然皇帝也包括在內。在盛唐時期，從皇帝到宰相、大臣，再到臺閣文人，都對詩歌創作有極大的熱情，既有積極倡導，又有創作實踐，而且詩歌的藝術水平相當高。他們的詩風，與初唐時期唐太宗、武則天兩朝的詩風不同，對大部分盛唐詩人的心理與詩歌風格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同樣體現了盛唐氣象。這類詩人中有不少人曾放爲外官，與第二大類詩人有交叉，他們與其他兩類詩人一道，共同促進了盛唐詩壇的繁榮。但他們受生活閱歷的限制，詩歌題材相對狹窄，難以達到盛唐的一流水準。
宮廷中的詩人又可按照與唐玄宗的關係由親到疏分爲三小類，第一小類是唐玄宗的兄弟、子侄、宗室，我們稱之爲皇族;第二小類是宰相及知貢舉、知制誥、掌典選的朝廷重臣;第三小類是在臺閣任職的中、下層文士。
一
唐玄宗(685-762)是第一類詩人的當然領袖，也是聯結這一類詩人的樞紐。他不僅擅長詩歌，在書法、繪畫、音樂、歌舞等方面也頗有才能。他現存詩六十餘首，是唐代皇帝中存詩較多的。我們曾在《唐玄宗與盛唐詩壇》一文中專門討論過他的詩②，不再贅敘。開元年間，他的創作熱情很高，天寶年間，其詩歌創作仍在繼續，但已非復開元盛況。
唐玄宗的兄弟、子侄、宗室等也普遍愛好詩歌，有的能詩，有的與詩人關係密切，對詩人的生活與仕途產生過重大影響。玄宗共兄弟五人，表面上看，他對兄弟們十分友愛，他有《鶺鴒頌》，《序》雲：“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爲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暌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棠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開天傳信記》：“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臥。諸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憂形於色，左右或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寢耶!’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制‘花萼相輝之樓’，蓋爲諸王爲會集宴樂之地。”《大唐新語》卷六：“玄宗以業(薛王)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爲祈禱，及瘳，幸其第，置酒宴樂，更爲初生之歡。因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發，鴒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唐玄宗與兄弟們詩酒唱和，親密無間，可謂棠棣情深，比之魏文帝、唐太宗對兄弟的無情殺戮迫害，唐玄宗當然算是十分仁慈了。這固然有其真誠的一面，也符合其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但同時更是一種權術。唐玄宗與其曾祖太宗一樣依靠宮廷政變奪得皇位，因此，對可能影響其帝位穩定的幾位兄弟不得不嚴加防範，首先是讓他們不再到外地擔任大都督、刺史等實職，全部調回京城，名義上是讓兄弟們安享富貴，實際上是便於控制，其次是在放任他們享樂的同時，嚴禁諸王交結，並禁止他們與朝臣結納。
唐玄宗重點防範的一是寧王，二是岐王。他們二人恰好又與盛唐詩人關係十分密切。
寧王李憲是唐玄宗的大哥，當然的皇位繼承人，由於看到皇族內部鬥爭激烈，便急流勇退，讓位給弟弟隆基，自己安享富貴榮華。玄宗對他禮讓三分，經常率大臣到其山莊遊覽賦詩，玄宗存有寫給大哥的詩六首，張說唱和的也有四首。寧王的生活極盡奢華之能事，唐人孟棨《本事詩》載：“寧王曼(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注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③這則故事的細節未必真實，但它至少從側面揭示瞭如下事實：寧王的淫威、寧王與文人過從甚密、詩人王維的婉而多諷及對寧王霸道行爲的無可奈何。玄宗對寧王的一舉一動都極爲關注。《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嘗夏中揮汗挽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可見，作爲皇親國戚，不管怎麼胡鬧都可以，只要不覬覦皇位，就是好兄弟。寧王深諳其中三昧，所以安安穩穩地度過了一生。
岐王李範是玄宗的弟弟，多才多藝，喜歡交結文士，玄宗對他似乎防範更嚴。竇皋《述書賦》稱讚岐王的文才曰：“可謂梁園筆壯，樂府文雄。累聖重光之盛業，六書一藝之精工，非所以抑聖人以絢己，服勇士以雕蟲。責繁聲於韶濩，徵豔色於蒼穹者也。”原注：“言樂府文雄者，王多能好事，有文詞特爲歌者所唱。”這說明岐王不僅能詩，而且其詩在當時頗爲流行。從杜甫《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裏尋常見”之句來看，當時的詩人、歌唱家在岐王府聚會是件常事。《全唐詩逸》存其斷句五聯，如“清冷池裏冰初合，紅粉樓中月未圓。”(《宴大哥宅》)“可惜韶年三日暮，風光由繞碧燕觴。”(《三月三日》)均不愧爲七言佳句。唐人薛用弱《集異記》曾記載岐王通過玉真公主的門路使王維獲得京兆府解頭事，我們認爲此事是有可能發生的④。岐王廣交文士，引起了玄宗的高度關注，對其周圍的文人嚴厲打擊。《舊唐書·惠文太子範傳》曰：“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閻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蹟，爲時所稱。時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己坐與範遊宴，兼私挾讖緯之書，配徙嶺外。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皆坐與範飲酒賦詩，黜庭琦爲雅州司戶，諤爲山茌丞。然上未嘗間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異意，只是趨競之輩，強相托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岐王交結文士，觸犯了唐玄宗敏感的神經，裴虛己既與岐王遊宴，又“私挾讖緯之書”，犯了大忌。岐王周圍的文人閻朝隱、張諤、鄭繇、劉庭琦多能詩，其中閻朝隱詩名頗高，但卒於開元之前。張諤曾任陳王掾，存詩十二首，其中《五日岐王宅》、《岐王美人》、《岐王山亭》、《延平門高齋亭子應岐王教》諸詩是直接與岐王有關的。鄭繇登嗣聖元年(684)進士第，開元初任右拾遺、監察御史，開元六年至八年爲岐王府長史，在岐王府作《失白鷹詩》，爲盛唐名作，詩云：“白錦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中呼暫下，雪裏放還迷。樑苑驚池鶩，陳倉拂野雞。不知寥廓外，何處獨飛棲。”劉庭琦開元時人，終雅州司戶。存詩僅四首，有兩首入選《國秀集》，《奉和聖制瑞雪篇》較有名。
此外，玄宗之妹玉真公主與盛唐文人過從甚密，她愛詩歌，通音樂、書法，樂於提攜文士，從唐玄宗到王維、李白、高適、吳筠等都與她有詩歌方面的往還⑤。寧王之子汝陽郡王李璡“與賀知章、褚庭誨爲詩酒之交”(《舊唐書·寧王憲傳附李璡》)。杜甫《飲中八仙歌》“汝陽三鬥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說的就是他。李禕(?-743)，吳王恪之孫，開元中，改封信安郡王。李峴(712-766)，李禕之子，高適、王維、皇甫澈都有詩贈給他。李暠(683-740)，太原景王裔孫，官至吏部尚書，這三人都有詩傳世。李適之(?-747)，恆山愍王承乾之孫，杜甫《飲中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即指此人，存詩三首。玄宗之子李亨(即唐肅宗)存詩三首、聯句一首。玄宗的女婿張垍(張說之子，尚寧親公主)，曾任翰林學士，深得玄宗寵愛，《舊唐書·張垍傳》曰：“(張)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寵，許于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數。”今存詩二首，杜甫《贈翰林張四學士垍》曾稱讚其文翰：“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杜甫《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也是送張垍的。《舊唐書·韋述傳》記賈曾、席豫、張垍、韋述等人引蕭穎士爲談客，可見張垍與文人交往比較頻繁。
從以上作品和事件來看，盛唐時期以唐玄宗爲代表的皇族的詩歌創作與詩歌活動非常活躍，在唐代無出其右者。唐玄宗以其文采風流，極大地帶動了朝廷的詩歌創作，這樣做，符合其“文治”思想，也在客觀上表現了當時國力強盛、經濟繁榮的背景下，歌舞昇平的安樂生活，是盛唐五十年太平盛世的反映。與南朝宮體詩相比，唐玄宗的詩有了巨大變化，雖然都以宮廷爲中心，但其詩不再(或者說幾乎沒有)以後宮女性爲重點，以享樂生活爲重心，而是題材廣泛，格力雄壯，從宮廷擴展到了外部世界，表現了自己的治國方略、思想取向與胸懷氣度，詩藝上也達到較高水平，爲當時的文臣樹立了榜樣。與唐太宗相比，唐玄宗的詩也有很大變化。太宗詩富文采，多五言，氣骨不足。明人王世貞評雲：“明皇藻豔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藝苑卮言》卷四)評價較爲恰當。
皇族對詩歌的這種廣泛參與及熱衷程度，無疑會給各階層的文人以積極的啓示，激勵文人以極大的精力投入到學詩、作詩的活動中去，這對推動盛唐詩歌的高度繁榮，具有明顯的作用。同時，唐玄宗引導皇族諸人醉心文學，盡情享樂，這對皇權的穩定有一定的作用。而皇族文人們，除了用詩歌詠太平之外，有時也可用於抒發自己的真實感情，如李適之的詩就是如此。皇族周圍的文人，依靠這棵大樹，在生活上或仕途中得到了好處，同時也有可能因與皇族關係過近而引起猜忌，並進而受到打擊與迫害。
二
第二小類主要是盛唐朝廷的宰相羣體(李林甫、楊國忠已另有文章論述⑥)及知貢舉、知制誥、掌典選的朝廷重臣，代表人物有張說、蘇頲、張九齡、孫逖等人。其中最重要的詩人是張說，唐玄宗大部分詩作張說都有和作，據《全唐詩》統計，張說的應制詩達四十六首之多，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張說與唐玄宗的親密關係及其在朝臣中獨一無二的地位。玄宗有多首詩是直接賜給張說的，如送其巡邊、答其雀鼠谷詩、送其上集賢學士賜宴、“三傑詩”等，這在羣臣中也是唯一的。有趣的是，張說卒後，玄宗的詩就很少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拋開君臣關係來看，張說可稱爲玄宗親密的詩友。
作爲文臣之首，張說在開元宮廷詩壇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羣臣奉和聖制，也多是追隨張說之後的。張說較有名的應制詩如《將赴朔方軍應制》：“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恭憑神武策，遠御鬼方人。供帳榮恩餞，山川喜詔巡。天文日月麗，朝賦管絃新。幼志傳三略，衰材謝六鈞。膽由忠作伴，心固道爲鄰。漢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塵。連年大軍後，不日小康辰。劍舞輕離別，歌酣忘苦辛。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此詩既文采斐然又言之有物，詩中感謝皇帝對自己的器重，表達了以身許國的忠心，雖慷慨激昂卻從容不迫，得大臣之體，顯儒將之威。這是張說應制詩中較優秀的作品。然而他的大部分應制詩都以歌頌爲主，有些還不及唐玄宗原作的水平。其他人的應制詩，多爲歌功頌德、歌舞昇平之作，連直臣宋璟、張九齡也不例外。
蘇頲(670-727)開元中與宋璟同知政事，其文名與張說相埒，《新唐書》本傳曰：“自景龍後，(頲)與張說以文章顯名，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⑦《全唐文》存其文九卷，《全唐詩》存其詩兩卷。其應制詩可以《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爲代表：“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煙。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遍承回輦處，飛花故落舞筵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哢歌聲雜管絃。”張九齡曾得到張說的揄揚與推薦，長期在朝中任職，爲朝廷起草詔書，歷任中書舍人、集賢院副知院事、宰相等職。他是盛唐前期最出色的詩人之一，其詩風格獨特，嚴羽《滄浪詩話》稱之爲“張曲江體”。他的應制詩如《奉和聖制早度蒲津關》是一首五言排律，其中間對仗的四聯十分精當：“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開。龍負王舟渡，人佔仙氣來。河津會日月，天仗役風雷。東顧重頭盡，西馳萬國陪。”氣象宏偉，結言端直，不愧盛唐名作。前人或評爲“氣象混諤，典重奇怪，無不兼有”(《批點唐詩正聲》)，或贊曰“典重矣，又能清拔，可睹此公風度”(《唐詩直解》)。《奉和聖制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唐詩直解》評雲：“起得臺閣氣象。同時明皇、羅從願、張嘉貞俱有詩，無此沉着。”
開元時期的宰相王丘、張嘉貞、韓休、源乾曜、蕭嵩、李元紘等人也都能詩且與詩壇關係密切。王丘(?-743)樂於獎掖文士。《新唐書·王丘傳》：“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一時茂秀。”孫逖、王泠然後來都成爲盛唐詩壇有名的人物。王丘有《奉和聖制送張尚書巡邊》、《奉和聖制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之作》等詩。張嘉貞(665-729)能詩善文，存應制詩三首，他在幷州長史任上提攜王翰，因而留下禮遇詩人的美名。韓休(673-739)工於文詞，其詩今存四首，其中《奉和御製平胡》較精彩。源乾曜(673-739)開元中與張說、張嘉貞相繼知政事，存詩四首，送張說巡邊詩較爲出色。蕭嵩(?-749)開元初，與王丘、齊浣同爲相，姚崇許其致遠，存詩二首，一爲送張說赴學士院詩，一爲《奉和御製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李元紘(?-733)，存詩三首，《綠墀怨》是一首頗有情調的閨怨詩：“征馬噪金珂，嫖姚向北河。綠苔行跡少，紅粉淚痕多。寶屋粘花絮，銀箏覆網羅。別君如昨日，青海雁頻過。”
朝廷中知貢舉或知制誥的高級官員也屬此類，他們是參與起草制誥、校理編纂圖書的文人學士，以文筆翰墨見知於帝王，類似宋代館閣或明清翰林院中的文士。其中有的人因此得到賞識做了朝廷的高官，有的又放了外任。他們之中有的是從地方政府中來的，有的曾貶官於地方，但就其主要經歷而言是在朝中。他們本有較好的學術根柢，又得以接觸朝廷的圖書，所以大多有學者的身份，他們的詩歌也帶有較多學者的特色。他們多半長於制、誥、疏、表一類公文的寫作，其文名多得自這類文章的寫作，不少人是文名大於詩名，寫詩多少有一點業餘爲之的樣子，其詩也有不少是御用詩或應酬詩。他們從初唐的宮廷詩人那裏繼承了不少寫作的技巧，風格精細，但比初唐的宮廷詩少了一些脂粉氣而多了一些剛健氣⑧。
館閣詩人的代表有賀知章、裴漼、徐堅、許景先、席豫、徐安貞和孫逖等人。
賀知章(659-744)，開元十年與徐堅、趙冬曦等入麗正書院，撰《六典》及《文纂》等。後轉太常少卿。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他是盛唐前期詩人，今存詩十九首。玄宗送張說巡邊、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詩等活動，他都參與其事，並有奉和之作。天寶初年，李白入長安，賀知章曾揄揚之，呼其爲“謫仙人”，使其名聲大振，是詩壇的一段佳話。天寶三載，他以年老辭官入道，唐玄宗御製詩《送賀知章歸四明》及序爲之送行，並詔百官餞送於長樂坡，皇太子以下鹹與執別，各有詩作，《會稽掇英總集》卷二載李適之、李林甫等三十餘位大臣的同題五言應制詩，這既是賀知章一生的榮耀，也是盛唐詩壇的一件盛事。回鄉後，賀知章作《回鄉偶書》二首，是唐詩中的名作。賀知章既有名篇傳世，又深得玄宗賞識，還曾與李白有親密的關係，他的辭官還鄉引起了玄宗首倡的大規模的朝臣送別唱和，極一時之盛，他存詩雖不多，但在文壇的影響力卻相當大。徐堅(?-729)曾任集賢院副知事，是張說的副手，存詩九首，《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比較有名。許景先⑨(677-730)，“屬三九宴射，時衆官既多，猥費府藏，公因是納諫。明詔見依，朝廷嘉焉，尋除中書舍人。有詔令中書門下詞臣撰睿宗皇帝集序，時中書令燕國公張說，當代詞宗，遂命公爲之。序成奏聞，大承優賞，專掌文誥，尤推敏速。……有制令宰臣已下祖餞於洛橋，御見賦詩以寵其事”(韓休撰《大唐故吏部侍郎高陽許公墓誌銘並序》)。許景先的詩今存五首，有送張說巡邊、春臺望兩首應制詩。裴漼(約666-736)，經張說推薦，擢爲吏部尚書，存詩四首。《奉和御製平胡》以文德與武功並重，末尾說：“直將威禁暴，非用武爲雄。飲至明軍禮，酬勳錫武功。干戈還載戢，文德在唐風。”席豫(680-748)，“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爲時所稱。三遷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天寶初，改尚書左丞。尋檢校禮部尚書，封襄陽縣子。玄宗幸溫泉宮，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爲工，手製褒美曰：‘覽卿所進，實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舊唐書·文苑中·席豫傳》)席豫的詩今存六首，可惜爲唐玄宗激賞的《登朝元閣詩》今已不存。徐安貞(生卒年不詳)“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士稱之。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舊唐書·文苑中·徐安貞傳》)。其詩及書法在當時頗負盛名。徐安貞存詩十一首，較好的有《奉和喜雪應制》。
孫逖是此類詩人中存詩較多、水平較高者，顏真卿《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聯繫歷代詩歌的發展狀況，對孫逖的生平與創作作了相當全面的概括，顏真卿說雅頌之作流行，是王化興盛的標誌，《詩》亡之後，王道衰竭，此後之詩，或質勝文，或文勝質，均未得其中，宮體流行之後，詩道更加衰落，他不贊同前人提出的沈約詩“靈均已來，此未及睹”、“道喪五百年而得陳君(陳子昂)”的觀點，而認爲孫逖是“斌斌彪炳，鬱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的詩人，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此文作於永泰元年(765)，以顏真卿之淵博，肯定讀過張說、張九齡、孟浩然、王維、李白、高適這些盛唐大詩人的作品，而他卻對孫逖之詩作出如此高的評價，從孫逖現存之詩看，顯然當不起這種榮譽，這可能是顏真卿得到過孫逖的獎掖，故有過譽之嫌，又或是孫逖詩佳作多已失傳，如今已難窺其全貌。但孫逖詩在當時享有盛名當無疑問。顏真卿還說孫逖學識淵博，辭賦、序文、制文均很出色，“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王丘、張說、張九齡、李邕對他都很賞識，可見他在當時文壇上確實有很大影響，同時，孫逖知貢舉時，又能秉公選士，不畏權勢，選出的人才後來多成爲知名文士，《舊唐書·文苑中·孫逖傳》：“(開元)二十一年，入爲考功員外郎、集賢修撰。逖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顏真卿爲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已來，蘇頲、齊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顏真卿評其爲“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這也是至高無上的評價了。其詩《全唐詩》存一卷，共六十一首，其中有少數幾篇五、七言古詩，其餘多爲律詩，以五律與五排居多，有應制詩，還有十餘首與同朝官員唱和交往之作。
上述諸人中，席豫、徐安貞、許景先、孫逖均曾掌制誥，其中席豫、孫逖時間尤長，席豫、徐安貞、孫逖也都參加了唐玄宗與張說的贈答活動。
張說等大臣之間也常有類似唱和的活動，如奉旨參加某些王子、皇親、公主、大臣家中舉行的宴樂，往往會奉旨賦詩，有時也主動賦詩，大臣奉使出巡或出鎮地方，留在朝中者也常常有詩相贈。這類詩與應制詩相比，可能更自由一些。大臣奉答皇帝，歌功頌德是題中之意，而且這類詩的內容、體式都有很大的侷限性，朝臣們無法自由地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但這些詩從內容格調上來看比“思極閨闈之內，止乎衽席之間”的樑陳宮體要健康多了，從藝術上看，多爲五律與五排，而且技巧較爲純熟，這對唐詩的發展還是有貢獻的。
宰相或朝廷重臣當中有的參加編纂類書，這對他們的詩歌特點的形成有一定幫助。張說參加《三教珠英》的編寫，又長期修史。開元中，朝廷設麗正院(後改爲集仙院、集賢院)採集天下圖書，先後以褚無量、馬懷素、元行衝、張說、張九齡、李林甫等主其事，《羣書四部錄》、《唐六典》諸書均在此時修成。張說、蘇頲是當時的文章宗師，朝野公認的“燕許大手筆”，張說“爲文俊麗，用思精密”(《舊唐書·張說傳》)、“爲文屬思精壯”(《新唐書·張說傳》)。蘇頲：“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繁弦間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韓休《蘇頲文集序》)張九齡傳世的文章也很多，“學究精義，文參微旨，或有興託，或存諷諫，後之作者所宗仰焉”(徐浩《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神道碑》)。他們的文章對其詩風也有影響，並呈現出與盛唐其他詩人不同的特點。他們的文章多雍容典雅，鼓吹盛世，詩歌也受文章影響，主要寫盛世之音，平正通達，與當時失意文人或市井文人的詩風迥然不同。
三
第三小類是朝廷中下層文士。包括王維、呂向、盧象、陶翰、綦毋潛、李華、蕭穎士等人。他們在朝中的政治地位較低，但詩才較高，又有更多的精力投入詩歌創作，所以他們代表了宮廷中詩歌的最高水平。
王維是這一小類詩人中影響最大的。他於開元九年進士及第，歷右拾遺、監察御史，開元末曾知南選，天寶中任左補闕、庫部郎中、吏部郎中等職，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迫以僞署。賊平，責授太子中允。終尚書右丞。他在玄宗朝詩名頗盛，“維以詩名盛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跡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舊唐書·王維傳》)。《河嶽英靈集》捲上評王維詩曰：“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着壁成繪，一句一字，皆出常境。”從開元九年(721)釋褐太樂丞到上元二年(761)去世，王維的仕途長達四十年，其中有三十年以上在朝爲官，他入仕前與寧王、岐王等關係密切，又曾因張九齡的擢拔而任右拾遺，所以張九齡失勢後，無論是唐玄宗的龍恩，還是張九齡政敵李林甫的垂青，都很難格外關照他，他在朝中的官位雖然正常升遷，但始終未能進入權力核心，甚至並未成爲文臣領袖。其仕途一直是比較失意的，至少是屬於冷官範圍，在李林甫、楊國忠當權的險惡政治環境中，要求王維有所作爲，也是不現實的，所以，天寶年間，王維雖然一直在朝爲官，但最遲從天寶三載起，他已開始在藍田輞川別業中，與裴迪等人嘯詠終日，過着亦官、亦隱、亦居士的生活。
王維的應制詩多達十七首，但一方面由於年輩稍晚，他沒能趕上開元初年玄宗與張說、張九齡等大臣的唱和，另一方面，他在朝中的地位稍低，其應制詩在當時影響並不大，較有代表性的有《奉和聖制慶玄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奉和聖制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作應制》、《奉和聖制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奉和聖制登降聖觀與宰臣等同望應制》等，據陳鐵民先生《王維集校注》，這些詩均作於天寶年間。王維此時的身份是朝廷的中層官員，又是知名詩人，所以經常參與應制活動，但他既不可能成爲這些活動的中心人物，這些詩也不足以顯示他的詩才與個性。不過，僅就數量而言，王維的應制詩在天寶年間的詩人中應當是較多的。
王維有幾首詩分別與賢相張九齡和姦相李林甫有關，正好可以作一比較。開元二十二年左右，王維作《上張令公》：“珥筆趨丹陛，垂璫上玉除。步檐青瑣闥，方幰畫輪車。市閱千金字，朝聞五色書。致君光帝典，薦士滿公車。伏奏回金駕，橫經重石渠。從茲罷角牴，且復幸儲胥。天統知堯後，王章笑魯初。匈奴遙俯伏，漢相儼簪裾。賈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學易思求我，言詩或起予。當從大夫後，何惜隸人餘。”詩中稱許張九齡作爲宰相的文采風流、樂於薦士、正直敢言、威風凜凜，詩末以賈誼、汲黯自喻，希望張九齡提攜自己。全詩多用典故，相當古雅。開元二十三年左右，又作《獻始興公》(原注：時拜右拾遺。始興公即張九齡)：“寧棲野樹林，寧飲澗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嶇見王侯。鄙哉匹夫節，布褐將白頭。任智誠則短，守任固其優。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讎。所不賣公器，動爲蒼生謀。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所求。”這首詩十分直白，先說自己是一位有氣節、有操守的書生，並非趨炎附勢之輩，寧肯以布衣終老，也不願向王侯折腰，但是得知張九齡不結黨營私，一心爲百姓，因此，自己願意在張的門下效力，也是出於爲國之心，並無私慾，寫得冠冕堂皇。開元二十六年左右，張九齡被貶爲荊州長史後，王維作《寄荊州張丞相》：“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荊門。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方將與農圃，藝植老丘園。目盡南飛雁，何由寄一言。”一方面表達了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示不忘舊恩，最後說自己也將退隱山林，終老田園。從這幾首詩看，王維與張九齡公私兩方面的情誼都很深厚。王維有三首詩與李林甫有關，如《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湯》(原注：時爲右補闕)：“天子幸新豐，旌旗渭水東。……出遊逢牧馬，罷獵見非熊。上宰無爲化，明時太古同。靈芝三秀紫，陳粟萬箱紅。王禮尊儒教，天兵小戰功。謀猶歸哲匠，詞賦屬文宗。司諫方無闕，陳詩且未工。長吟吉甫頌，朝夕仰清風。”此詩吹捧李林甫爲相，無爲而治，達到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贊其智謀過人，文才出衆，是較爲明顯的諛詞。《奉和聖制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賦樂賢詩應制》，作於天寶年間，是一首應制詩，主要是寫景與應酬，沒有直接吹捧之詞。《重酬苑郎中》(原注：時爲庫部員外)：“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慚未報主人恩。草木盡能酬雨露，榮枯安敢問乾坤。仙郎有意憐同舍，丞相無私斷掃門。揚子解嘲徒自遣，馮唐已老復何論。”這首詩有婉拒李林甫拉攏之意，語氣不卑不亢。王維任監察御史時，曾出使邊塞，寫過一些優秀的邊塞詩，比高適、王昌齡、岑參等人的詩毫不遜色，如《使至塞上》、《出塞作》、《從軍行》、《隴西行》等詩很有氣勢，《隴頭吟》寫一位身經百戰、屢立戰功卻不得封侯的老將，主要寫不遇之悲。《燕支行》是一首正面歌頌唐玄宗邊防政策的長篇七古，前人說是王維“自喻所負也”(《唐詩選脈會通評林》)。有些詩充滿陽剛之氣，顯示出當時唐朝邊防的強大。如《送劉司直赴安西》：“絕域陽關道，胡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苜蓿隨天馬，蒲桃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送趙郡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間老一經。”《使至塞上》：“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徵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王維寫給同僚即朝廷中、下層官吏的詩數量多，水平高，感情真，值得注意。其詩多引起唱和，如《青雀歌》，同詠者有盧象、王縉、崔興宗、裴迪;《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春日與裴迪過新昌裏訪呂逸人不遇》、《輞川集》二十首，裴迪同詠;《與盧員外過崔處士興宗林亭》，盧象、王縉、裴迪、崔興宗同詠;《同崔興宗送瑗公》、《敕賜百官櫻桃》，崔興宗同詠;《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王昌齡、王縉、裴迪同詠;賈至作《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王維與杜甫、岑參同和。王維所贈者不乏下層文人，如孟浩然、綦毋潛、李頎、祖詠、杜甫、儲光羲、丘爲、盧象、崔興宗、裴迪、錢起等。
從王維早年的政治詩和邊塞詩來看，他本來是有政治抱負的，但是，開元末之後，張九齡失勢，李林甫長期執政，接着又是楊國忠專權，王維已失去在仕途上有所作爲的可能，加上他信仰佛教，性格較軟弱，又爲生計所迫，他才走上了亦官、亦隱的道路。天寶十二載，楊國忠將郎官不附己者悉出於外任太守，王維當時也是郎官，他沒有被外放，說明他與楊沒有直接矛盾，而李峴兄弟被出時，王維有詩送之，並表達了自己的同情，說明王維對楊的做法是不滿的，但他當然也不可能公開指責楊。王維的長期隱居，顯然是一種迴避矛盾的做法，但也正因爲這種迴避，才成全了其山水詩。王維以《輞川集》爲代表的山水詩以及一些送別詩、遊覽詩，是其詩歌藝術水準的集中體現，一向最爲人所稱道。蘇軾拈出“詩中有畫”這一特點，可謂獨具慧眼。袁行霈早在1980年就撰文，結合王維的詩歌詳加分析，補充發揮了蘇軾的論點⑩，其後又有學者跟進作進一步的闡述。人或以爲王維的山水詩有的並不能畫出來，從而否定“詩中有畫”這個命題。其實如果研究過繪畫史，就會知道這些以爲不能入畫的詩，大都有畫家畫過，有些還是出於著名畫家之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王維“詩中有畫”這個命題，不可膠柱鼓瑟，執着於其能否入畫，其重點乃在於是否具有“畫意”，是否能引出讀者的視覺聯想。王維還有不少感遇詩，應引起注意。《送綦毋祕書棄官還江東》可爲代表：“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淨，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蒹葭叢。無庸客昭世，衰鬢日如蓬。頑疏暗人事，僻陋遠天聰。微物縱可採，其誰爲至公。餘亦從此去，歸耕爲老農。”借贈友人抒發了失意之悲，這也是王維朝官生涯的間接寫照。
盧象也是這類詩人中的一位。他是張九齡賞識的人，是王維的友人，在朝時間較短，經歷、志趣與王維都有些相似。《河嶽英靈集》卷下：“(盧)象雅而不素，有大體，得國士之風。曩在校書，名充祕閣。其‘靈越山最秀，新安江甚清’，盡東南之數郡。”盧象是盛唐著名隱士盧鴻之侄，他的《家叔徵君東溪草堂二首》，寫出盧鴻的隱居生活及其道教背景，亦值得注意。綦毋潛(生卒年不詳)開元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盩厔尉，入爲集賢院直學士，祕書省校書郎，天寶初，棄官還江東，後任右拾遺，終著作郎。潛與王維、孟浩然、李頎、高適、儲光羲等人友善。《河嶽英靈集》卷下選其詩六首，評雲：“潛詩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寫方外之情。至如鬆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歷代未有。荊南分野，數百年來，獨秀斯人。”他還被嚴羽《滄浪詩話》列爲“大名家”，王維贊其“盛得江左風，彌工建安體”(《別綦毋潛》)，其詩主要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方外之情”，《春泛若耶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二是送別詩，如《送章彝下第》等。王縉、崔興宗、裴迪、丘爲等人也可歸入此類。王縉乃王維之弟，崔興宗爲王維內弟，裴迪爲王維輞川唱和的道友，丘爲與王維來往密切，他們的詩亦多寫山水田園，與王維很接近。天寶後期，王維與其詩友們在長安及其附近的輞川以詩酬唱往還，形成了一定規模且頗有特點。
呂向、陶翰、李華、蕭穎士等人也可歸入此類。呂向(生卒年不詳)，據傅璇琮先生考證，開元二十六年，他任首批翰林學士(見其《唐翰林學士傳論》)，呂向的《美人賦》轟動一時，唐玄宗校獵渭川時，他又獻詩諷諫，詩人徐安貞、儲光羲、王翰都與他有詩歌往還，可惜他本人的詩已失傳，我們無法直接瞭解其詩歌創作的成績。陶翰(生卒年不詳)也是一位“詞臣”，開元十八年進士及第，《河嶽英靈集》捲上說他：“既多興象，復備風骨。”其邊塞詩寫軍人在沙場苦戰，卻無法得到封賞，或異常悲哀：“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古塞下曲》)或意志消沉，借沉湎聲色消磨餘生：“出身爲漢將，正值戎未和。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大小百餘戰，封侯竟蹉跎。歸來灞陵下，故舊無相過。雄劍委塵匣，空門垂雀羅。玉簪還趙女，寶瑟付秦娥。昔日不爲樂，時哉今奈何!”(《燕歌行》)這幾首詩與高適的《燕歌行》格調相近，主要寫邊塞戰爭及生活的陰暗面，與王昌齡、岑參的邊塞詩異趣。李華(715?-774)開元二十三年進士及第，天寶二年又中博學宏辭科，歷仕爲祕書省校書郎、監察御史、右補闕。蕭穎士(709-760)與李華同年舉進士，歷仕爲桂林參軍、祕書正字、集賢校理，天寶八載後出爲廣陵府參軍。李、蕭二人爲盛唐著名古文家，並稱爲“蕭李”，詩歌也有一定成績，《全唐詩》存詩各一卷。再如王灣，其名句“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被張說書於政事堂，令後來學者爲楷式。張旭，爲當時大書法家，杜甫《飲中八仙歌》雲“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亦存詩十首(11)。此二人亦當歸於此類，限於篇幅，暫不展開論述。
這一小類詩人在朝中官位較低，文學才華卻明顯高於前兩小類人，他們的詩內容較豐富，技巧很成熟，並且成爲此大類詩人向第二大類詩人(指地方官身份的詩人，我們將另文論述)自然過渡的橋樑和紐帶，在盛唐詩歌的發展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
以唐玄宗爲代表的宮廷中的詩人們對盛唐詩壇有直接影響，《河嶽英靈集序》雲：“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指唐玄宗)惡華好樸，去僞從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12)開元十四年，唐玄宗敕曰：“朕以厚儒林，辟書殿，討論易象，研核道源，冀淳樸大行，華胥非遠。”《新唐書·文藝傳》曰：“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不難發現，唐玄宗的主張與初唐時大不相同。唐太宗《晉書·陸機傳後論》讚揚陸機：“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回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坼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班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重在肯定其文采。太宗、高宗時的文壇領袖上官儀著《筆札華樑》，專門研究作詩的入門體式(《八階》)、對仗方式(《對屬》，共十一種。《論對屬》、《六對八對》條亦論對仗，文字大同小異)、論作詩聲韻上的各種禁忌(《文病》，共十一種)，強調的無非是辭采、對偶、聲律諸種作詩的技巧。初唐佚名文人的《文筆式》，與《筆札華樑》內容相近而更加詳盡。元兢的《詩髓腦》、崔融的《唐朝新定詩格》內容亦相似。盧照鄰、駱賓王等人的一些論詩之文或文集序，也都強調“麗辭”。武后時宮廷文人上官婉兒、沈佺期、宋之問更是大力提倡律詩，重視辭采，並促進了七律的定型。由此可見，唐玄宗的詩歌主張與初唐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對盛唐詩歌朝着“聲律風骨始備”的道路前進，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宮廷中的詩人的詩歌爲天下士子樹立了高標;以張說、張九齡爲代表的宰相及大臣詩人憑藉文壇聲望與選士權力左右着詩歌的風氣;以王維爲代表的文士詩人則以其出衆的創作成績，體現了詩歌的水平。他們的詩歌的突出特點是其政治性或曰政治實用性，作詩是爲了某種政治的需要。如蔡孚等人的《龍池篇》，宣傳唐玄宗爲真命天子，唐玄宗那些引起衆多朝臣唱和、具有轟動效應的詩篇，如送張說巡邊、送張說赴集賢院任職、“三傑詩”等，政治目的顯然是第一位的。宮廷詩的另一主旨是歌頌太平盛世。其中同題共賦的作品很多，也與政治因素有關。從他們的身份、職事與詩歌創作的關係來看，這一類詩人主要是政治家，以事功爲其生命的第一要務，詩歌創作是事功順利實施的一種手段，有時是事功的調劑與補充，這與中唐時詩人以事功與文學並重的做法大不相同(13)。
張說等大臣的詩則重在通過詩“以佐王化”，文詞相對華麗;以王維爲代表的朝廷中下層官吏則以詩抒懷，以詩社交，真情實感較多，藝術水平較高。這些詩就其主要內容而言，主要反映的是大唐帝國的赫赫聲威，這也基本上是當時社會與朝廷現實的真實反映，從這個角度看，這一類詩同樣表現了“盛唐氣象”。
他們或爲帝王，或任宰相，有的掌握典選或知貢舉的大權，足以左右朝廷文風，他們對詩歌的熱愛與提倡，無疑對廣大文士有極大的激勵作用，而且爲士人提供了成功的人生範式。他們直接提攜了盛唐的主流詩人，如王維與寧王、岐王、玉真公主、張九齡，李白與蘇頲、唐玄宗、玉真公主、賀知章，杜甫與李邕、房琯、韋濟，王翰與張說、張嘉貞。他們同時又是文章宗師，甚至文名往往高過詩名，這三小類中最有成就的詩人都是詩文兼擅，表明詩歌與文章創作之間有一種互相促進、共同提高的關係。
五
唐玄宗朝的進士考試分三場，其中第二場考詩賦，詩例考五言六韻的排律，這對盛唐詩壇產生了重大影響，推動了唐詩體式的完備與成熟。
首先，宮廷中的詩人創作了大量的五言排律，唐玄宗現存詩六十餘首，其中多數爲五言排律，這勢必給天下文人以極大的影響。張說、張九齡、蘇頲等人的應制詩亦多爲五排。如《唐詩品彙》選唐玄宗五言排律十首，選張說、張九齡、蘇頲等人的則多達十餘首，主要是唐玄宗與張說等大臣的唱和詩，說明他們的詩藝術水平很高。五言排律雍容典雅，適於應制，盛唐宮廷中的詩人大量創作此體，使其發展到相當成熟的地步。高棅曰：“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樑陳以還，儷句尤切。唐興，始專此體，與古詩差別。貞觀初作者未備，永徽以下，王、楊、盧、駱，倡之於前，陳、杜、沈、宋極之於後，蘇頲、二張又從而申之。其文辭之美，篇什之盛，蓋由四海晏安，萬機多暇，君臣遊豫，賡歌而得之者，故其文體精麗，風容色澤以詞氣相高而止矣。”(《唐詩品彙·五言排律敘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朝廷詩人中出現了王維這樣的大詩人，他的創作，將唐詩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其次，應試詩規定爲五言排律，這對盛唐詩壇產生了更加重要更加直接的影響。宮廷中的詩人們多作雍容典雅的五排或五律應制詩，在辭藻、用典、對仗等技巧層面上也是“窮力而追新”，而他們或成爲知貢舉的考官，如王丘、席豫、韋述、韋陟、孫逖等皆曾知貢舉，王維開元二十九年曾知南選，或爲引領詩壇風氣的大臣，如張說、張九齡等人。他們在宮廷所作的詩歌對參加進士考試的舉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唐朝自永隆二年(681)起，進士考試定爲三場，即經義、雜文、試策。其中雜文是二首，在開元、天寶年間大體上爲一賦一詩，詩的定式則爲五言六韻的排律(如《白居易集》卷三九省試《玉水記方流詩》，題下注明“以流字爲韻，六十字成”)，應試賦則通常爲八字韻腳。五言排律是上述宮廷中的詩人(從皇帝到宰相再到知貢舉的大臣及中層文人)最擅長的詩體。應試的舉人爲了謀求一第，一定會迎合考官的口味，順應當時的社會風氣。其根本原因在於，當時進士考試之前必須行卷與納省卷。“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14)所謂納省卷則是：“進士到禮部應試(即所謂省試，禮部屬尚書省)之前，除了上面所談的要向有地位的人投行卷之外，還要向主司納省卷。”(15)而確立“納省卷”這一規則的人，就是韋陟。《舊唐書·韋陟傳》曰：“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聲盈路。”其事發生在天寶元年。盛唐時每年參加省試的舉子在千人以上(16)，如果每人行卷、納省卷各用五首詩(實際上很可能不止此數)，則每年這類詩就有萬首，這還不包括各州府的文士爲取得“拔解”的資格而作的詩(這個數量應當更大)。應試舉子顯然應該學習、摹擬宮廷中詩人的詩風，以增加中式的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宮廷中的詩人對他們的重大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如李白在長安作的《送樑公昌從信安北征》即爲五言六韻的排律，《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是兩首排律，另如其《送儲邕之武昌》、《送友人尋越中山水》、《送紀秀才遊越》、《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宣州九日聞崔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餘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贈崔》等均爲五言六韻的省試體排律，連天才縱逸、聲稱“鄙薄聲律”的李白都如此，其他詩人可想而知。又如不以聲律見長、被蘇軾稱爲“韻高而才短”的孟浩然，也有《泊宣城界》、《西山尋辛諤》、《送朱去非遊巴東》、《送蕭員外之荊州》等五言六韻律詩。孟浩然在太學賦詩，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的名句，令文壇領袖張九齡“閣筆”(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在太學這樣的環境中作詩，爲“省試體”的可能性非常大。年輕時“隱跡博徒”、未曾考中進士的高適有作於京城的省試體《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作於邊塞的《陪竇侍御泛靈雲池》等等。杜甫爲盛唐乃至唐代排律第一高手，與他困守長安十年期間與勝流切磋、苦練排律技藝有很大關係，他在《壯遊》中曾不無誇耀地敘述其少年時的得意之狀：“往年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輩，以我似班揚。”杜甫十四五歲就得到州郡長官崔尚、魏啓心的賞識，以班固、揚雄許之，可見其辭賦技藝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這正是爲應進士舉作的準備。到了中年，他“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開元二十年前後，杜甫來到京城應進士試，這時他在詩賦方面已作了充分的準備並高度自信，認爲屈原、賈誼之賦，曹植、劉楨之詩，皆不在話下，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落第，“忤下考功第”，似乎是說他得罪了主考官，但具體情形已不得而知。天寶年間，杜甫曾困守長安十年，他敘述這一時期的文學活動時說：“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杜甫說自己的詩賦得到“詞伯”(當指左右朝廷文風的大臣)與賢王的賞識，自己獻賦朝廷，曾得到皇帝“廢食”召見的榮寵。從這首具有自敘性質的詩來看，杜甫的大半生都在鑽研詩賦，可見宮廷主流詩體對文人影響巨大。杜甫在長安期間也寫了不少排律，曾因獻《三大禮賦》而被授官，但終其一生，並未考中進士，這或許是他人生的一大憾事。盛唐詩人陶翰的六韻排律《柳陌聽流鶯》、劉眘虛的《積雪爲小山》、張子容的《壁池望秋月》、王季友的《玉壺冰》，都不見於徐鬆《登科記考》，但是看起來都像是省試詩，足見這類詩數量很多，影響很大。這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巧合。應試詩雖不能進入宮廷，但舉子爲求及第，會投合宮廷詩人(大臣考官及有力薦舉者)的口味。需要指出的是，凡是向宮廷趨同者，很少有好詩，盛唐詩壇成就最高者還是生活坎坷、抒發真性情、不靠近宮廷的詩篇。宮廷中的詩加上應試詩帶動了作詩風氣，但真正的好作品不跟宮廷走(技巧、用典、辭藻等方面可能有些作用)。
當然，宮廷中的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民間詩的影響，最典型的例子是絕句進入宮廷，林庚先生曾以“絕句登上詩壇”作爲唐詩高潮的標誌之一。絕句在開元初已由民間進入長安，據晚唐人薛用弱《集異記》記載，開元初年，三位“風塵未偶”(即尚未步入仕途)的詩人王之渙、高適、王昌齡，曾在旗亭聽歌妓唱詩，所唱即爲他們三人的七絕，有王昌齡的《長信秋詞》“奉帚平明金殿開”、《芙蓉樓送辛漸》“寒雨連江夜入吳”，王之渙的《出塞》“黃河遠上白雲間”，高適的一首爲五絕(系截取一首五古前四句而成)。此時絕句已在長安歌妓口中廣爲傳唱，說明這種詩體已頗爲流行。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息夫人》等也於開元前期在長安流傳。宋初人錢易《南部新書》記載：“祖詠試《雪霽望終南》詩，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納主司。詰之，對曰：‘意盡。’”(17)詩曰：“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這是一首典型的五絕。如此明顯不合程式的詩，主司竟也不以爲忤，擢其中第。此事發生在開元十二年，足見絕句在朝廷中已經流行。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李白作《清平調詞》三首的故事(事見《鬆窗雜錄》)，是寫楊貴妃花容月貌的。詩云：“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絕句進入長安並進而進入宮廷，給宮廷詩歌帶來了新鮮空氣，使得宮廷詩歌與民間詩歌的距離縮短了許多。
六
上述宮廷中的詩人主要活躍於開元年間，尤其是張說、張九齡執政時期，李林甫掌權後，這些詩人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活躍期的詩人們，意氣風發，高唱着“天喜時相合，人和事不違”、“地險天逾壯，天平鎮尚雄”(唐玄宗)、“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劍舞輕離別，酣歌忘苦辛”、“欲知朝野慶，文教日光輝”(張說)。而李林甫執政後，情況就有了很大的改變。如張九齡《歸燕》：“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18)這是他受李林甫排擠時無奈的表態，語調十分低沉，與從前那個議論風生的才子名相判若兩人。天寶初年，李適之因“每事不讓李林甫”而被罷相，作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19)更無復當年的豪情。隨着政局由光明轉向黑暗，盛唐宮廷中的詩人的創作也一蹶不振，首先是唐玄宗沒有了當年的創作熱情，諸王也停止了歌唱，大臣們噤若寒蟬，很多正直之士被貶出朝廷，帶着高層政治體驗和深度失意之悲，來到地方，開闢了詩歌的新天地，盛唐詩風也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仕途的失意，從反面促進了盛唐詩歌的進一步繁榮。可以說，天寶詩歌的成就高於開元時期。
這一類詩人又與第二、三類詩人有交叉現象，如張說、張九齡都曾多次被貶出朝廷，他們在貶所創作的詩歌水平高於朝中詩歌，盛唐朝廷詩多數並未達到一流水平，但這些詩人離開朝廷之後，詩歌水平達到新的高度，而這往往與他們的“高端體驗”有直接的關係，如張說的嶽州詩，張九齡的感遇詩，王維的輞川詩，都是其朝臣生涯尤其是不得意經歷的折射。這一則說明豐富的生活經歷特別是仕途失意對創作有積極的影響，二來他們在朝中的“高端體驗”也有助於更全面深刻地認識人生，從而創作出更有內涵的作品。又如李白是一位在野詩人，但他天寶初年在長安待詔翰林，陪侍皇帝，寫出一批非常有風采的宮廷詩，而且宮廷經歷對他後半生的生活與創作都有重大影響，但若與其入宮前及出宮後的詩相比，他供奉翰林期間的詩水平並不高，這說明宮廷生活限制了他的詩才，這些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半個世紀以來，聞一多先生提出四傑的詩“由宮廷走到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唐詩雜論·四傑》)的著名論斷，已爲學界普遍接受，併成爲研究初、盛唐詩歌的邏輯起點之一。從唐詩的總體發展趨勢來看，聞先生的話是很有見地的，但不能將它絕對化，“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之後，臺閣詩仍然相當活躍，呈現兩方面共同活躍的狀況。這是應當引起學術界注意的。
盛唐時期宮廷中的詩歌也存在一些明顯的不足，一是內容相對單薄。從皇帝到王公大臣，在宮廷中所作的詩歌主要目的是宣揚文治，鼓吹太平盛世，其詩或用於粉飾太平，或用於歌功頌德，或用於應酬交往，這就使得這些詩題材較爲狹窄，對當時宮廷發生的重大事件如“三庶人事件”，張九齡被貶出朝之事，韋堅、李適之、裴敦復、李邕等人被殺事件等，宮廷詩歌是不可能有所反映的，當時的民生疾苦、邊塞問題、經濟問題乃至當時豐富多彩的盛世歌舞、書法、繪畫等藝術成就，宮廷中的詩歌都較少提及。二是體裁單一，主要集中在五言排律、七律和絕句上，古體詩尤其是長篇五、七言古詩較少，名作則更少。當然，宮廷中的詩又給盛唐詩人提供了認識社會、認識世界的絕好的舞臺。盛唐大詩人多有長安宮廷生活的經歷，這從正面、側面乃至反而幫助詩人更爲深入地瞭解了盛唐上層社會的種種光明面與陰暗面，爲他們的創作帶來了無窮的靈感與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