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袁宏道簡介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爲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爲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爲李夢陽、何景明爲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爲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爲公安派的先導。

　　袁宏道反對承襲，主張通變

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衆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爲“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袁宏道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爲“出自性靈者爲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着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爲“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袁宏道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

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爲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爲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爲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爲俚語，爲纖巧，爲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爲公允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