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著名詩人有哪些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爲輝煌的朝代之一，它經濟富庶，文化繁榮，科技進步，在中國歷史上佔有輝煌的地位，然而在軍事上卻頻頻敗於比它落後的多的異族政權。你知道宋朝有哪些著名詩人嗎？跟着小編一起來了解下吧。
歐陽修（1007－1072）
歐陽修，字永叔，自號醉翁，晚年號六一居士，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吉安永豐（今屬江西）人[自稱廬陵人]，漢族，因吉州原屬廬陵郡，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和詩人。與唐韓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仁宗時，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英宗，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其於政治和文學方面都主張革新，既是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支持者。又喜獎掖後進，蘇軾父子及曾鞏、王安石皆出其門下。創作實績亦燦然可觀，詩、詞、散文均爲一時之冠。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詩風與散文近似，重氣勢而能流暢自然；其詞深婉清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爲《集古錄》。有《歐陽文忠公文集》。詩歌《踏莎行》。並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記》。歐陽修死後葬於開封新鄭（今河南新鄭），新鄭市辛店鎮歐陽寺村現有歐陽修陵園，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另今綿陽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選其《朋黨論》、《五代史伶官傳序》、《醉翁亭記》、《秋聲賦》、《祭石曼卿文》、《賣油翁》六篇；選其詞《採桑子（羣芳過後西湖好）、《訴衷情（清晨簾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館殘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時）》、《朝中措（平山欄檻倚晴空）》、《蝶戀花（家庭院深深幾許）》六首；先其詩《戲答元珍》和《畫眉鳥》二首。
曾鞏（1019～1083）
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今屬江西）人。嘉佑二年（1057）進士。歷任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實錄檢討官，官至中書舍人。曾鞏出自歐陽修門下，完全接受了歐陽修先道而後文的古文創作主張，而且比歐陽修更着重於道。因此，曾鞏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較少的一家。但曾文長於議論，他的政論文，語言質樸，立論精闢，說理曲折盡意。如《上歐陽舍人書》、《上蔡學士書》、《贈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都紆徐委備，近似歐陽修文。記敘文亦常多議論，如《宜黃縣縣學記》、《墨池記》都於記敘中縱談古今。曾鞏亦能詩，今存詩400餘首，以七絕成就較高，但爲文所掩，不大受人重視。著作今傳《元豐類稿》50卷，有《四部叢刊》影元刊本。
蘇轍（1039—1112）
北宋時眉山（今四川省眉山縣，位成都市西南）人。字子由，號穎濱遺老。爲北宋著名文學家，又有“小蘇”之稱。仁宗（趙禎）嘉佑年間進士。神宗（趙頊）時，王安石行新法，軾、轍力言不便。又嘗罷蔡確、韓縝、章dun 、呂惠卿等，累官尚書右丞門下侍郎。後以事忤元豐諸臣，累貶徙許州（今河南省許昌市）。徽宗時，復官大中大夫，致仕。卒諡文定。蘇轍爲文汪洋澹泊，與兄軾齊名。著有《詩傳》、《春秋傳》、《論語拾遺》、《孟子解》、《龍川志略》、《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等。
蘇軾（1037－1101）：
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洵子。嘉佑進士。神宗時曾任祠部員外郎，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職，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後以作詩“謗訕朝廷”罪貶黃州。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穎州等，官至禮部尚書。後又貶謫惠州、儋州。北還後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時追諡文忠。與父洵弟轍，合稱“三蘇”。
蘇洵（1009～1066）
北宋散文家。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據說27歲才發憤讀書，經過十多年的閉門苦讀，學業大進。仁宗嘉□元年（1056），他帶領蘇軾、蘇轍到汴京，謁翰林學士歐陽修。歐陽修很讚賞他的《權書》、《衡論》、《幾策》等文章，認爲可與賈誼、劉向相媲美，於是向朝廷推薦。一時公卿士大夫爭相傳誦，文名因而大盛。嘉□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參加考試，他推託有病，不肯應詔。嘉□五年，任爲祕書省校書郎。後與陳州項城（今屬河南）縣令姚□同修禮書《太常因革禮》。書成不久，即去世，追贈光祿寺丞。
辛棄疾（1140－1207）
辛棄疾（1140－1207）享年67歲，南宋詞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漢族。我國曆史上偉大的詞人和愛國者。與蘇軾齊名，並號稱“蘇辛”，史上與李清照並稱“濟南二安”。有人這樣讚美過他：稼軒者，人中之傑，詞中之龍。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歷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東安撫使等職。出生前13年，山東一帶即已爲金兵侵佔，二十一歲參加抗金義軍，不久歸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率兩千民衆參加北方抗金義軍，次年奉表歸南宋。一生堅決主張抗擊金兵，收復失地。曾進奏《美芹十論》，分析敵我形勢，提出強兵復國的具體規劃；又上宰相《九議》，進一步闡發《十論》的思想；都未得到採納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認真革除積弊，積極整軍備戰，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職處分，曾在江西上饒一帶長期閒居。光復故國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憤發而爲詞，由此造就了南宋詞壇一代大家。耿京聚兵山東，節制忠義軍馬，留掌書記。紹興三十二年，令奉表南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寧宗朝累官至浙東安撫使，加龍圖閣待制，進樞密都承旨卒。曾寓居江西上饒、鉛山達十餘年。其詞熱情洋溢，慷慨悲壯。筆力雄厚，藝術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爲主。有《稼軒長短句》。
平生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一生力主抗戰，曾上《美芹十論》與《九議》，條陳戰守之策，顯示其卓越軍事才能與愛國熱忱，又與宋志士陳亮及理學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誼，與之砥勵氣節，切磋學問。抗金復國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嘆與壯士閒置的憤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還以生動細膩的筆觸描繪江南農村四時的田園風光、世情民俗。其詞題材廣闊，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詞。風格沉雄豪邁又不乏細膩柔媚之處。在蘇軾的基礎上，大大開拓了詞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後人遂以“蘇、辛”並稱。其詩文亦有足稱道者，特別是其文“筆勢浩蕩，智略輻湊，有權書衡論之風”。
辛棄疾，是開一代詞風的偉大詞人，也是一位能征善戰、熟稔軍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詞作“大聲鏜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所未見”，已成爲中國文學史上的瑰寶；而他作爲南宋朝廷大臣而寫的一篇文章《議練民兵守淮疏》，則表達了作者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對戰爭形勢的精闢入裏的深刻分析和鮮明而又具體的對策。這篇應用散文感情熾熱，構思縝密，層層深入，有理有據，語言也精確、簡潔。文章僅用了六百餘字，從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到解決問題，不枝不蔓，一氣貫通，有情況、有分析、有措施、有預測、字字落到實處，質樸無華，明曉暢達。一位豪邁曠達的詞人，根據不同的'文體的需要，能夠寫出如此嚴謹、樸實的應用文，可見一位大手筆，在寫作中是不能囿於一個狹窄天地中的，應該熟練地掌握幾套筆墨，既有自己喜愛的體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寫出不同體裁、不同風格的別類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術家，雖擅長一種兵刃，但對其他武器也能舞動一樣。辛棄疾就是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體，從不同方面來表達了他慷慨激昂的愛國感情，反映出憂國憂民“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的壯志豪情和以身報國的高尚理想。（節選自《應用寫作》1998年第1期，《詞壇巨擘公文高手——讀辛棄疾<議練民兵守淮疏>》
柳永
衣卿相柳永，（約987年—約1053年），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詞人，婉約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雨霖鈴》。原名三變，字景莊。後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稱柳七。宋仁宗朝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稱柳屯田。由於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轉而厭倦官場，沉溺於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在“倚紅偎翠”、“淺斟低唱”中尋找寄託。作爲北宋第一個專力作詞的詞人，他不僅開拓了詞的題材內容，而且製作了大量的慢詞，發展了鋪敘手法，促進了詞的通俗化、口語化，在詞史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景祐進士，官屯田員外郎。爲人放蕩不羈，終身潦倒。死時靠妓*捐錢安葬。其詞多描繪城市風光和歌妓生活，尤長於抒寫羈旅行役之情。詞作流傳極廣，“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有《樂章集》。
柳永的父親、叔叔、哥哥三接、三複都是進士，連兒子、侄子都是。柳永本人卻仕途坎坷，景祐元年（1034年），才賜進士出身，是時已是年近半百。詞作極佳，流傳甚廣。其作品僅《樂章集》一卷流傳至今。描寫羈旅窮愁的，如《雨霖鈴》、《八聲甘州》，以嚴肅的態度，唱出不忍的離別，難收的歸思，極富感染力。
周邦彥
中國北宋詞人。字美成，號清真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歷官太學正、廬州教授、知溧水縣等。他少年時期個性比較疏散，但相當喜歡讀書，宋神宗時，他寫了一篇《汴都賦》，讚揚新法，徽宗時爲徽猷閣待制，提興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創作不少新詞調。作品多寫閨情、羈旅，也有詠物之作。格律謹嚴，語言曲麗精雅。長調尤善鋪敘。爲後來格律派詞人所宗。舊時詞論稱他爲“詞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後人改名爲《片玉集》。
歷官太學正，國子主簿，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管理音樂的機構）。詩詞文賦，無所不擅。但爲詞名所掩，詩文多零落不傳。其中《汴都賦》爲成名之作，長7000字，流傳至今。古體詩《天賜白》、《過羊角哀左伯桃墓》，風骨凜然，絕無綺羅香澤之氣。周邦彥被公認爲是“負一代詞名”的詞人，在宋代影響甚大。邦彥詞多寫男女戀情，詠物懷古，羈旅行役，內容較窄，境界不高。但在藝術創意上堪稱大家，其詞善於鋪敘，即在寫景抒情中滲入述事，造成另一境界，形成曲折迴環，開闔動盪，抑揚頓挫之勢，發展了柳永、張先的慢詞。加之語言工麗，多用典故，形成了渾厚、典雅、縝密的藝術風格。代表作如：〔少年遊〕“並刀如水”，在寥寥51字中，不但寫故事，重現當時的境界，而且寫對話，如見詞中之人，且聞其語，生動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心態，在詞中實爲獨創。另一首〔少年遊〕“朝雲漠漠散輕絲”，寫得更妙。一首小令寫了兩個故事，中間只用“而今麗日明金屋”一句聯起來，將上闋的追憶戀愛與下闋的共同生活、金屋藏嬌兩種境界進行了比較，感受追憶兩個故事中的同一種情調：相聚不如相思，意味深長。另如長調〔花犯〕“粉牆低”，跳躍曲折，照應、收放、開合，十分講究；〔過秦樓〕“水浴清蟾”，將時間、地點、人物、感情變換數次，構成全部事件、人物感情發展的脈絡；〔蘭陵王〕《柳》，把將離之情，既去之思，居者與行者，舊恨與新愁，人和物，情和境，渾然融爲一氣。邦彥詞音律嚴整，格調精工，多創新調。因此他被尊爲婉約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創始人，開南宋姜夔、吳文英格律詞派先河。周邦彥的集子有楊澤民、方千里、陳允平三家和詞，今存《片玉詞》10卷，《彊邨叢書》本；另有《清真集》2卷，集外詞1卷，《四印齋所刻詞》本。
梅堯臣（1002年——1060年）
梅堯臣，字聖俞，北宋著名現實主義詩人。漢族，宣州宣城（今屬安徽）人。宣城古稱宛陵，故世稱宛陵先生。初試不第，以蔭補河南主簿。50歲後，於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爲太常博士。以歐陽修薦，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故世稱“梅直講”、“梅都官”。曾參與編撰《新唐書》，併爲《孫子兵法》作注，所注爲孫子十家著（或十一家著）之一。有《宛陵先生集》60卷，有《四部叢刊》影明刊本等。詞存二首。
在宋朝，做官幾乎是讀書人唯一的出路和追求。因此，進館、入閣、點翰林、當學士（宋朝置“史館”、“祕閣”、“資政殿”等，分掌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等事務，通稱館閣），便成了讀書人的人生理想，也成了他們事業成功與否的標誌。在宋朝，一個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認的才子，如果沒能進館入閣，那是要被惋惜和譏笑的，大詩人梅堯臣就是如此。
梅堯臣出身於官宦之家，從小愛好詩歌。他一反宋初西昆體詩歌表面的浮豔和內容的空洞，注重平淡、含蓄、深遠，給北宋詩壇帶來一股清新之風。不過，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進士，正如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說：“帝制時代的考科舉，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屢考不取，纔是正常現象；考取了纔是反常和意外。”所以，儘管梅堯臣“工爲詩”，有才名，但他的科考之路卻坎坷崎嶇，屢試不第，最後只好“拼爹”，通過父輩的功勞蔭補入仕，授太廟齋郎、河南縣（隸屬河南府）主簿。
這個小官運氣不錯，剛出道就遇到了好上司錢惟演。宋仁宗天聖年間（1023—1032），錢惟演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陽市）留守，稱“使相”，與宰相平級。錢惟演是朝中大臣，尊重人才，提攜後進，堪稱伯樂。他曾對當時在洛陽任職的部下梅堯臣、歐陽修、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給予過許多幫助，尤其對梅堯臣和歐陽修高看一眼，厚愛一籌，經常與他們詩酒唱和，還在同僚中廣爲延譽，梅堯臣、歐陽修因此被世人並稱爲“梅歐”。
只是梅堯臣在錢惟演眼裏是人才，在民間也有詩名，但朝廷卻始終沒有把他當成幹才。在洛陽任滿以後的歲月裏，他還到江西、浙江、陝西等多地任職，歷任縣令、監稅、監倉等職，一干就是三十年。像他這樣文名顯赫，又經過多地任職、多崗位鍛鍊的，老在區區末吏的崗位上徘徊不前，頗爲少見。很多士大夫認爲，像梅堯臣這樣的大才子，不進館入閣，真是枉費其才。嘉佑元年（1056），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聯名向宋仁宗推薦梅堯臣。在大家的惋惜、褒揚以及輪番推薦之下，宋仁宗決定面試一下這個聞名天下的詩人。一試，果然才華出衆，便賜他進士出身，出任國子監直講，後任尚書都官員外郎。然而，這個員外郎仍舊只是個上不了檯面的散官閒職。更讓人遺憾的是，梅堯臣在都官員外郎任上沒幾天便溘然長逝了。梅堯臣的命運令時人唏噓不已，有同僚甚至替他抱屈：“贏得兒童叫夫子，可憐名位祗都官。”（宋代趙與虤《娛書堂詩話》）
不過，梅堯臣對自己的仕途通達與否似乎並沒有過高的期望。嘉佑年間（1056—1063），宋仁宗徵召他編修《新唐書》。接到皇帝的徵召之後，他對妻子刁氏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好動的猴子，被塞進布袋，該多難受？表達了他頗不情願的心態。知夫莫若妻，刁氏的回答更直接：“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誰見到過能爬上竹竿的鮎魚呢？
確實，對於做官，梅堯臣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基層工作三十年，每天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職責，卻一直官運不佳。倒是公務之餘吟詩作賦，不亦樂乎。據宋代孫升的《孫公談圃》說，梅堯臣無論是吃飯睡覺，還是遊山玩水，無時無刻不吟詠。他隨身攜一貯放紙張筆硯的“算袋”，有時靈感一來，兀自離開，從“算袋”中取出紙筆，奮筆疾書。有人偷看他的紙片，發現上面書寫的都是詩歌，或一聯，或一句。而以後，這些苦吟得來的斷章，便成了他詩歌中的警句、絕對、神來之筆。
大文豪歐陽修一輩子佩服的人不多，但對梅堯臣卻心悅誠服，“自以爲不及”，還以“窮而後工”對其人其詩進行了高度評價，認爲是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艱辛造就了梅堯臣和他的詩歌，可謂一語中的。對於奔竟於途的人，官運亨通，或許是好事，但對於詩人來說，官運不通，倒也不見得是壞事，多一個明心見性詩人，總比多一個碌碌無爲的庸官甚至胡作非爲的壞官要好。
